简介:清鲜宗藩关系的形成是在1637-1644年,即清建都沈阳时期。当时清认为已将朝鲜纳入附属国范畴,但朝鲜并未完全承认清的宗主国地位。本文通过考察沈馆的设立和外交活动,以及沈阳在17世纪东亚社会中的政治地位,阐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沈馆超出了质子馆所的意义,成为清与朝鲜交涉的主要渠道。两国间除了具有正常宗藩体制因素即使节往来与外交仪式之外,还存在朝鲜储君作为质子常驻沈馆的现象。当时双方信任度极低,关系脆弱,沈馆成为相对稳定的交涉渠道,这无疑确保了尚未稳固的清鲜宗藩关系的健康发展,是通过当时正常的使节渠道无法做到的。沈馆的设置,相当于将朝鲜东宫置于清的直接控制之下,使沈馆秉承清的旨意从事朝鲜对清的外事活动。在清鲜宗藩体制初创期,形成了沈馆外交这种独特的外交机制。
简介:城镇化建设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为核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满足城市人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城市建设包括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城市建设需要整体规划布局、系统设计、综合治理,城市问题的研究需要多学科介入,并以问题为导向,使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进程更加规范科学。既要避免标新立异的专业主义,又要避免政绩作秀,还要避免坐而论道缺乏建构的批判惯性,以往的城市研究常常是单向度或者主从性的思维逻辑,起主要作用的是专业逻辑、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四个逻辑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在城市中生活工作的行为轨迹及其关联性的数据逻辑,应当成为对以往城市研究的重要补充,甚至是一种新的研究框架和范式。
简介:从段义孚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发表之前的作品来看,他对于人的环境经验研究有如下基本观点:1反对生硬的量化记录,推崇基于丰富的感知觉的直接描述式地理学论文写作;2反对用偏狭的意象与心智地图来阐释人类的环境认知,推崇能够将环境认知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基模";3反对孤立地认识和使用"环境"概念,推崇富有人文精神且能够将环境概念容纳于其中的"世界"概念。对段义孚而言,现象学主要是一种哲学立场,而不是需要从形式上去模仿、从术语上去标示甚至被某些"定论"所绑缚的一种操作指南,因此,与其说他的作品中运用了某种严格的"现象学方法",不如说他的工作体现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
简介:在1999年历经921地震后的台湾,公共工程重建的主流论述引导建筑设计思潮巧妙地与'地域主义'结合,在思维逻辑上,反省并接纳早期现代主义所拒绝的'地方性'环境因子,尊重长久被忽略的常民生活模式路线;在空间形式的表征向度上,'地域主义'与城市遗产保护所追求的原真性课题不谋而合。城市遗产是台湾社会的缩影,具有多元并陈、复杂与矛盾的本质,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讨论决策过程中,核心议题是原真性多元化修护层级的判断,此与规划设计准则的决策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整理归纳近十五年来台湾在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探索方向,逐步建构城市遗产调查研究方法论与保护决策之层级性思维,为城市遗产保护与再生活化效益价值评估时,从中发掘具有保存价值与规划伦理决策意义的讯息,一同建构兼顾地区人文性与永续发展的规划设计理论。
简介:十三五期间城镇化出现了若干“新常态”:城镇化速度将明显放缓,机动化将强化郊区化趋势,城市人口老龄化快速来临,住房需求将持续减少,碳排放国际压力空前加大,能源和水资源结构性短缺将持续加剧。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问题:城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小城镇人居环境退化、人口流失,城市交通拥堵严重,城镇特色和历史风貌丧失,保障性住房积压与住房投机过盛并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明显不足。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以下深度城镇化建议:稳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试点,防止助推郊区化;以“韧性城市”为抓手整合资源,提高城市防灾减灾水平;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树立正确的“机动化”观念;改革保障房建设运营体制,降低房地产泡沫风险;全面保护城镇历史街区、修复城镇历史文脉;推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保护和修复农村传统村落;研究编制城镇群协同发展规划,完善高密度城镇化地区的空间管治;对既有建筑进行节能、适老改造,加快推广绿色建筑;对小城镇进行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简介:考证认为先秦的巴子江州城应该在今渝中半岛,秦张仪所筑江州城相沿巴子江州城,西汉相承,东汉曾一度迁到江北嘴一带,后称为北府城,故将渝中半岛的旧城称为南城,可能是在东汉末年江州城还迁南城。三国以前的江州城大小范围难以确定,但三国李严所筑的城围16里,应该在今大小梁子下半城从朝天嘴到南纪门间,城围大约在6640米左右,里面有郡城、县城、仓城三个小城,总共面积在3.5平方公里左右。宋代彭大雅所筑城范围与后来明洪武戴鼎所筑城相当,城围大约在7000米左右,城内面积约4平方公里,南北已经面临长江、嘉陵江一线,形成东门薰风门、西门镇西门、南门太平门、北门千斯门四个开门,今临江门、校场口、南纪门一线以西可能最初并不在城墙内,宋镇西门应该在这个线上。但明洪武以后的城墙要比彭大雅所筑宋城和明初戴鼎所筑城围长1000多米左右,面积约5平方公里,可能与明洪武以后的历次增修拓展有关。宋代渝州城可能仍是夯土城,故才记载戴鼎"因旧址筑石城",故发现的西水门到朝天门的城墙,高处应该为清代城墙,包裹的城墙应该是明洪武初包裹宋代夯土形成的明初石墙。三国李严大城至少有两个城门,宋代重庆城门四开门,闭门多少待考,闭门只留有洪崖门之名。明清以后城门九开八闭共十七门,城门名称变化较少,只是明代将人和门称仁和门,太安门称为大安门、金紫门称为金子门、西水门称为福兴门、储奇门称为出奇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要重视考古材料,但要认识到考古学材料的局限,尽可能尽全空间点,更要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认知考古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