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西方神学界内部产生了生态神学,其神学背景是面对现代社会“环境悬崖”问题,对传统神学对人一自然一上帝关系的重新梳理与反思,淡化传统神学对人与其他受造物之间关系的割裂,构建一种全新、和谐的整体受造界与永恒上帝之间的关系.生态神学通过重新审视基督教神学教义,重新阐释创造论、三一论、末世论等基督教基本教义,强调受造物的整全性,对传统神学可能导致人类高于自然界并因此肆意开发自然界的思想进行批判,要求现代基督教抛弃人类中心论;生态神学强调遵守“安息日”等于创造,并借休息的契机去理解上帝创造的伟大,理解盼望带来的是对末世更新创造的期待,并因此获得全体人类的团结等观点,不仅表明现代基督教对生态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与传统神学相区别的,更创新地提出盼望伦理,指明为了盼望上帝国的来临,人类应该将这世界变得更有益于全部受造物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和谐的受造物整体,并最终成为迎接上帝与受造物整体共同寓居之所.“环境悬崖”问题实际上是过度依赖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取消超越维度等诸多现代性问题的集中体现与放大器,生态神学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与回应绝不仅限于此,而是希望通过对这种神学内部的更新来应对世俗化世界的挑战并进行自我转化与发展.
简介:“环境悬崖”是指伴随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凶险境况和继续下行的悲惨境遇,表征着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程度,反映出人与自然矛盾的尖锐性,如临环境深渊.面对“环境悬崖”,除了发出“生态启蒙”的思想呐喊,应积极寻求化解之策,诸多学者竭力从西方寻找化解之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但蕴含着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有用来指导人类克服当代“环境悬崖”的思想机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其内在的精神和自己独特的体系,其价值理念以天人合一为诉求,并有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之相匹配,其中的“天道”与“人道”、万物平等、“道”与“技”和“圣王之制”等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和而不同”的中国生态思想,体现出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1)将“天道”与“人道”贯通于一体,充分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2)主张人与天地万物是平等的,包括动植物在内的整个宇宙系统的生命,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适用性和恒久价值;(3)把技术放在理论和道德的原则驾驭之下,认为理论高于技术,主张“好于道”则“进于技”,把技术置于原则驾驭之下;(4)通过“圣王之制”来保护生态作物的生长,用法律来调节自然资源再生能力与人类向自然攫取的矛盾.“圣王之制”是“古之训”“思之理”“机之制”,体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也体现出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这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影响到了生活实践,形成“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伦理道德,也体现了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天赋人责”的自觉秉持和担当.
简介:“人化自然”是马克思自然观的核心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人化自然”理论主要阐述了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以及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相互制约这两个观点.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相抗衡及其社会根源,并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劳动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异化劳动”普遍化的这三个角度来解释人与自然相依相抗的社会根源.在当代,人与自然抗衡的过程也使得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在此背景下,科学发展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上,对马克思“人化自然”的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阐述与解释,生态文明将转变单一的经济增长评价指标,强调人对自然的理性利用而不是片面支配,突出了在人和自然协调进步下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从“人化自然”到“科学发展”,生态文明的价值在这一转变中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所作的热情展望,这就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实现全面和谐、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态文明时代.从“人化自然”到“科学发展”,这种方式也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应有的生态觉悟和实践道路:警惕和抵制“生态霸权”、坚持和促进“科学发展”、确立和弘扬“生态”理念.
简介: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在思考自然界的价值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等问题时,引发了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自然价值、自然权利问题是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生态自然观是从分析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以及技术异化开始的,把自然观和价值观联系到一起是生态哲学的整体思想决定的.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哲学历史思维中的生态思想进程,又从哲学的内在逻辑中解读生态哲学的必然.中国学者明确指出,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它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后现代的思想、过程哲学、托马斯·柏励的“生态纪”思想都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