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国家对国民接受现存政治秩序和纳税的回报。长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物品供给不妥或不足会导致国民的"怨恨",破坏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动员和招募打开机会窗口,激发国内冲突。怨恨不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动消失。对于普通士兵而言,怨恨是否会平息或化解取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变化。无论是原统治集团继续掌权,还是反叛集团取而代之,改善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决定内战是否死灰复燃的关键因素。基于1947-2008年"武装冲突数据库"的"生存分析"支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那就是公共物品供给显著地降低国内冲突复发的风险。经验研究还发现,战后和平建设主要是一个国内政治过程。国际战争、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因素会产生局部的显著影响,但作用并不大。国内政治物品的供给,尤其是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对于冲突复发的遏制作用远比其他类型物品强。相对于经济物品,社会福利物品能够产生及时的作用,和平效果明显。此外,族群冲突的复发受制于更多类型的国内公共物品供给,因此较之非族群冲突,实现持久和平的机会更多,相对更容易化解。
简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主线。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因在于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推进改革,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以需求为导向增加有效供给,路径是以市场为导向增加资源配置活力,动力是以改革为引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最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形成供求结构高效对接、生产力得到解放发展、经济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法和减法的关系。只有加快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进科技创新,才能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到预期目标。
简介:为了探究教育对生育及“二孩”意愿的影响,揭示其内在机制,本文从作用效应与作用机制两个层面构建研究思路,基于CGSS(2013)数据,采用OLS、2SLS、Probit、IVProbit、泊松回归和负二项回归等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发现:教育对生育及“二孩”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教育主要通过“收入-成本”和“文化-认知”两方面作用渠道影响“二孩”意愿。一方面,教育具有显著收入效应的同时也提升了个体的时间价值,从而对“二孩”意愿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教育会通过“婚育观念变迁”、“社会认知偏误”和“传统文化割裂”等渠道影响“二孩”意愿。相对而言,“文化-认知”是“二孩”意愿下降更重要的原因。论文的重要价值在于,将教育和生育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为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提供决策参考,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提供前期探索成果。
简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结构失衡、生产成本攀高、产品质量走低是影响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最主要的因素,通过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可以从重塑绿色生产体系、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和创新绿色科技机制等方面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种养成本和补齐质量短板,解决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遇到的难题。
简介:本文应用2016年陕西省汉中市的就近就地城镇化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探索了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的制度性迁移和行为性迁移意愿的现状,以及家庭生计恢复力推力和土地政策的拉力的综合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家庭生计恢复力帮助农业转移人口有效应对市民化过程的风险冲击,对其市民化意愿的产生形成助力;土地确权的"解绑"作用不明显,以土地为主体的农村制度环境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仍形成拉力;制度性迁移和行为性迁移在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行为性迁移风险级别更高,相应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要求更高。本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到家庭生计恢复力与土地政策的双重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在市民化过程中,由农村土地权益向家庭生计资本转化的风险应对方案的形成机理,对如何构建有效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将土地权益转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生计资本的增量,加快高质量、有保障市民化进程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