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面对着地方金融的迅速发展,常会出现监管缺位或力度不足等问题.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看,必须既确保中央对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又要发挥各地在金融领域主观能动性.虽然地方金融监管权尚不具备法律依据,但随着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以及地方金融监管重要性日益凸显,对其权力性质的讨论已是必然.地方金融监管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力,是政府行政性分权的延续和补充,不能脱离中央对金融事务的统一监管而单独存在,具有一定从属性.因此,金融办作为地方政府实施金融监管的载体,监管权之重点在于联系、配合并协调中央在地方的监管工作.本文将引入财税领域的分权理论,对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属性及边界进行论证.
简介:与最新修订的我国《立法法》对中央层面授权立法的修改完善相比,同样在此次修法过程中新增的地方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规定尚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将后者解释为地方层面的授权立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规范结构上来看,两处条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地方各级人大享有的权力来源于人民,而非派生自全国人大,其向同级地方政府的授权立法不会构成转授权。我国《立法法》第82条第5款和第6款的体系位置进一步为地方层面授权立法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必要性。央地两级授权立法在授权事项、授权期限、授权结束法律后果等方面存在区别。有必要借鉴中央层面授权立法的具体实施规则,实现央地两级授权立法的体系性规制。
简介:[摘要]以往学界对抗日根据地村政权改造有一种模糊的认识,即认为该工作系按一个标准的模式来统一实施与推进的。事实上,村政权改造是异常复杂、艰巨的工作,1942年冀南抗日根据地村政权改造前,由于该区域内村庄分处基本区、接敌区及敌占区等不同性质的地区,致使该地具有多种类型的村政权。受此种环境的影响,村政权改造没有教条地遵循形式上的统一,而是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有针对性的改造方式,这种因地制宜的改造方式较成功地完成了村政权的改造工作。抗日根据地村政权改造的成功,奠定了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体的政治基础,提升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力量,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权保障。
简介:论文利用吧国公堂《塚地簿》档案,回顾了吧城华人塚地的发展轨迹,分析了吧国华人丧葬管理机制和吧国公堂丧葬管理的特点,以及19世纪中期以后公堂丧葬管理面临的问题、管理职能的丧失.认为19世纪中期以前,面对数量不断增长的华人,统治力量尚薄弱的荷兰殖民政府给予华人社会-定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就体现在公堂对华人婚姻、丧葬、教育、宗教、社会福利等诸多事务的自主管理.公堂的管理为促进华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及维护荷兰殖民统治做出重要贡献.但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华人社会的自治权被削弱,加上华人社会新风气的兴起,公堂的管理举措难以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相衔接,其管理职能的丧失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