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根据全球"治理"思想精髓、世界发达国家治理实践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包括五大基本内容。即:治理结构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制度体系;治理方法体系;治理运行体系。

简介：我国产能过剩的形成既有市场因素，也有体制性等“非市场因素”，并非“洪水猛兽”，要理性客观看待，如果化解得当，反而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难得机遇．

简介：<正>在监狱行刑视域中,刑罚的教育使命广为接受,教育成为现代监狱行刑的合理内核。作为行刑机体的灵魂,教育矫正建立在对罪犯悔过迁善的预期之上,其印证了法律对道德教育的工具价值,以此为典型标识的教育刑正居于狱政哲学的核心。在教育刑的引领下,监狱行刑的矫正模式具有明显的教育学意蕴。

简介：产业升级涉及到模式比较与理性选择。产业升级有两种基本方式，即存量升级和增量升级。存量升级主要指一国现有企业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改善、机制优化．使生产经营能级增强并在产业链上升过程中不断走向高端。增量升级则是通过招商引资，使国家或区域内新企业进入并优化产业结构，导致产业发展总体水平上升，既可以提高产业链层次，也可以在“代工”中增加技术含量，产生价值链提升的效果。增量升级有其符合规律的绩效路径，存量升级则具有相适应的结构组合。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式或策略也应处于阶段性演变之中。这种演变主要包含着“三个转变”：从重点促进增量升级向存量升级转变；从重点推动结构性产业增长向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转变：从重点培育关键项目向优化产业体系生成环境转变。

简介：流动青少年是犯罪的高危群体既具有人为建构的色彩,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造成流动青少年犯罪率相对较高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城市管理中对流动青少年的社会排斥。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逐步让流动青少年享受同城待遇,消除对这一群体的各种社会排斥,是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政策选择。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度改革,更需要的是观念的革新。

简介：吸毒行为虽然严重损害吸食者的健康,也给国家和社会增添了沉重的负担,但基于被害人承诺的法理,其并没有侵犯任何法益.而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而不是对社会规范的不服从.倘若仅以其侵犯社会善良风俗为由,对其施加刑法制裁,则既无法理依据,也欠缺实际操作性,是对行为人权利的不当侵犯.因此,我们应加大强制戒毒的力度,治疗优先于惩罚.但对于教唆他人吸毒者,则可能构成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对于容留他人吸毒这一帮助行为,如果其侵犯到该场所内不特定或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的话,则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简介：据报载，今年暑期北京警方将公共交通安检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拒绝接受安检构成违法行为的乘客将面临依法高限处罚。

简介：省管县成为近年来政府改革热议的话题,在过去市管县体制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即地方行政层级过多,使得政令的上传下达走样,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行政成本;地级市截留县级政府的财政,束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市区的扩张导致城市虚化现象严重等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支持省管县的理由.“浙江模式”将省管县体制改革推向高潮,但是浙江省在省管县改革中有着地理、县域数量的优势;私营经济充分发展的优势;以及长期实行省管县的政治延续性的优势,这些优势都是其他省份所不具有的,所以“浙江模式”并不能被复制.在省管县的改革落实以前,还有区域划分、财税改革以及司法改革的问题,而这些前提其实是与省管县改革相悖的.通过对省管县热潮的理性批判,笔者再次证明市管县体制不能废除.

简介：唐斯将理性人的经济学假设运用到了政治学的领域,构建了一个以理性人为基础的西方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民主模型.在这个民主模型中,政府、政党和选民是受自私公理支配的,政府、政党的政治行为是为了选票的最大化,以便在竞选中得到执政地位而从中获取权力、收入和名望,选民则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将选票投给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利益的政党来组织政府.唐斯的理性人的民主理论,建立了统一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模型,改变了传统的政治人基础上的民主观念,是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要发展.但是,理性人的民主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其自私的理性人的观点是片面的,并不符合社会人的复杂性的真实状况,因此它也难以对民主问题作出真正客观的分析.

简介：本文是一项规范性理论研究,超越于现有公共决策理论的个体理性基础,基于现代哲学的公共理性而建构了一个公共理性决策模型,重点讨论了公共理性的内涵以及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性质、构成主体、决策方式、应用性条件以及它在决策理论研究上的创新之处。在理论上证明了公共理性决策模型可以实现公共决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内在融合,从而使得公共决策结果符合公共利益最大化以及民主政治的价值要求,并认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对于消弭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可能的民粹主义倾向具有规范性的理论启示意义。作为一种公共决策的政治性理论,公共理性决策模型的适用边界及其操作化问题有待进一步理论探讨,它也有待于实证检验及修正。

简介：《禁毒法》实施多年，戒毒人群社会救助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地区、城乡间存在着制度发展不均，制度效果不佳等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戒毒人群有其显著的弱势特性。主要表现在社会对该群体的排斥观念根深蒂固且仍受到管制；对毒品的心瘾、脑部有不同程度损伤、疾病隐性化、身体机能有快速退化风险以及具有违法者、受害者、病人等多元身份属性。戒毒人群很难适用于现行的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多元性戒毒人群专项社会救助制度很有必要，通过医疗救助、思想教育、技能培训及就业救助、辅以经济性保障基本生活，为戒毒人群建构起坚实的救助及回归体制。

简介：以“注情重理”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法律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现行刑事司法，并直接影响裁判的司法公信力。为实现裁判实质正义，要求法官在裁判理念上，树立个案公正的价值取向，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在诉讼程序上，加强审判程序公正公开，促进客观公正与主观公正相统一；在裁判方法上，加强自由裁量适用，实现司法逻辑与司法经验相统一。

简介：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一直是备受关切的重大课题。官僚体系一直被看作是“披着狼皮的羊”，是民主治理的敌人而非朋友。因而，如何协调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紧张关系，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核心难题。文章认为，现代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价值诉求，影响了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民主宪政传统使得公共行政沦为宪政价值与民主价值的侍女，而理性官僚制常常导致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之间的多重紧张与冲突。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满足现代行政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片面强调效率与经济的管理主义思维模式，彰显公共行政所赖以立足的规范价值与思想观念。

简介：随着消费文化在国内的盛行，文学开始关注消费文化，从而使文学具有了某种商品属性，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文本——奢侈品文学，它解构了我国传统文学所具有的价值体系，内涵了一种金钱和奢侈品崇拜的消费价值。本文通过对奢侈品文学的文本特征、书写形式、独特的消费属性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的论述，旨在引起相关学者对这类文本的重视，进而明确文学的社会属性，更好的引导读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

简介：占有与所有的分离和权利的抽象化、观念化，使得人们无需借助现实占有就可以实现对物的支配，单凭合意就可以实现物权的转移；在交易便捷和交易效率的促使下，处分他人之物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之保护成为必要，法律为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正面的预防机制即公示制度和反面救济机制即公信力、善意取得、物权行为无因性等制度。这些制度都具有保护信赖利益的功效，但各有其适用范围。善意取得有其自身独有的特点，仅适用于公示不充分（缺乏公信力）之情形下无权处分时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保护，有特定的适用范围，不可随意扩大，否则不但会导致体系的破坏和制度抵牾，而且会使得善意取得在本不属于其作用范围的领域内无法发挥其效力。

简介：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公共理性的理念日益引起中国政治学家的注意,已经有学者在运用这一理念来研究执政党的能力建设。在我看来,这一理念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在公共理性的视域中讨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讨论中国各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问题。对于中国各政党来说,只有按照公共理性行动并遵从公共理性,我们才能期待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在理性的轨道上运行,期待中国的政党政治具有更高的合理性。

简介：当前我国反腐败工作中践行＂打虎拍蝇＂策略,成绩巨大,效果突出。但在微观刑事政策的理解执行上存在一定偏差,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解释适用上存在一定错误,可以而且应当在＂打虎拍蝇＂中切实纠正。从刑事政策的系统关联性原理审查,当前＂打虎拍蝇＂必须有所顾忌,必须同＂依法治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协调,必须坚持现代刑事政策＂三大一小理念＂、＂两个至上理念＂和＂单项校正理念＂。从法律解释原理审查,当前＂打虎拍蝇＂中必须适度协调好刑法解释的保守性与适应性这一对矛盾,处理好刑事诉讼法解释的刚性与弹性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对于关涉公权力条款的过度扩张解释的做法必须加以批判和纠正,而不是轻描淡写的商榷性批评。

简介：中外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有可取之处，但其理性缺陷也十分明显。正确理解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进程中构建我国新型的生态伦理关系，必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诉求，从价值向度和实践向度两个方面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生态理性对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超越。

简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游离于司法途径之外的上访因其与法治的固有冲突而备受诟病,甚至有人断言＂信访一日不除,则法治一日不能实现＂。本文从如下四个方面论证了转型期司法与上访之间的融通：一是融通于对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之中;二是上访培育了法治所必须的社会基础;三是上访有利防治法律异化、实现法律发展;四是二者融合与转型期社会客观现实需求。并在此基础上,从法治理念与我国传统观念、法律的形式理性与社会生活多样性、上访和诉讼成本以及当前权利话语的角度分析了涉法诉讼上访激增的原因。最后从上访和司法体制、农村经济、社会保障、农村法律服务以及司法公正几个方面提出了解决涉法涉诉上访问题的出路。

简介：向德平、李红在《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撰文认为，将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制度环境相结合，研究二者对居民信任度差异的影响，发现社会制度环境相对于个人理性选择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是都不及综合模型。为提高居民的普遍信任度，应构建不同阶层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加强新型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