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回顾批判理论的发展谱系,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再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直到今天新一代的批判理论家,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诊断和批判一直是他们言说著述不可回避的关键话题。围绕着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内涵和历史,如何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辩驳,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批判理论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和政治学教授南茜·弗雷泽(NancyFraser)与德国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教授拉埃尔·耶吉(RahelJaeggi)在2018年合作出版了一部新书《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对话》(Capitalism:AConversationinCriticalTheory).
简介:国外学者的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而社会资本对于身心健康虽然更多地具有积极影响,但也存在消极影响和无显著影响。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都可能对于身心健康产生影响,但是不同形式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资本对于身心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在体现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的指标中,职业地位、社会信任对于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团参与对于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关系网络对于身心健康不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本文简要讨论了研究发现产生的原因以及与已有研究的异同。
简介:文章基于2002—2015年30省省域面板数据,建立了以农村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研究贸易开放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产品进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农产品进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第一门槛值且低于第二门槛值时,农产品进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不显著;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农产品进口显著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农产品出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农产品出口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影响;但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产品出口最终会促进各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简介:侨批贸易是以侨批的汇寄为主要业务,是一种集商业贸易、金融货币、政治经济、交通运输、人文信息等为一体的多重性综合服务行业。有些研究认为侨批贸易是一种现代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侨批贸易依赖于对非个人化规则体系的信任,而非一种依靠文化或家族血缘关系的“‘华人资本主义’的一种独特形式”,在这种体系中侨批商人通过有效的经济实践来实现跨国经营。本文针对这样一种观点,旨在寻找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这些世界主义的解释认为现代是一种多元的而非模式化的概念。族群和身份认同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影响重大,成为华人企业家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来源,这种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形成初期尤为明显。商业家族主义、社会网络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价值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阻碍。相反,至少在一些时期和环境中,这些因素通过促进社会流动、发展家族利益、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合同的签订以及其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帮助华人在中国和海外实现经济发展。
简介:实践中,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大多数执法行动均是通过暂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s)和解结案的。但是,在联邦监管机构考虑使用缓起诉协议(DPAs)或不起诉协议(NPA)进行协商之前,通常会权衡企业是否愿意与执法机关潜在的调查进行合作,以及是否促进并提升了企业的合规文化。正如本文展示的,合作与合规并不总是与遭受FCPA审查风险企业的最佳利益相融合。合作往往意味着要求企业律师确定实施违法行为的个人。如果这些个人在单独的行动中受到纪律处分或被起诉,由此造成的后果可能导致企业内部的个人和律师之间的互不信任,企业内部沟通的崩溃,造成不公平待遇的感觉以及不适当的风险规避举措,而所有这些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均是不利的,并且可能阻碍企业维护守法文化的努力。事实上,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但由于监管机构经常以扩张方式解释FCPA,使得它们在FCPA背景下具有了特别意义。由于监管机构频繁地解释FCPA,而FCPA的复杂性与潜在行为的跨国性质,使得在允许的竞争性活动和不允许行贿之间经常出现模糊的界限。尽管许多企业最终可能认为合作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是可以解决的,但在设计企业内部的合规计划时,企业和企业内部的律师仍然认识到这些问题至关重要,监管机构也需要意识到,他们的执法政策可能会阻碍企业自我监管的努力。
简介:政策执行是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转化为预期结果的活动,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阶段。政策执行涉及政策执行者的能动因素和结构因素。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是复杂环境与执行者能动性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行为受政策规定的合理性、资源的可得性、目标群体的异质性、组织控制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效果则受其政策执行能力与素质的影响。在结构性脉络中,基层公务员是具有自我意识、反身性与策略性的执行者,这些具有不同政策执行能力和意愿的基层公务员会在对结构性脉络和自身能力的认知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策略性行为。这些基于结构性限制下的有意识的策略性行为,是现实当中存在的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行为。要辩证地看待基层公务员的策略性行为。
简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只有通过市场信号才能如实反映出来,也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有效化解。要把创新体制机制排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位。随着城乡居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逐渐从量的需求转到质量和安全上来,要求大幅度提升这部分新产品的比重。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开发农业新功能、创造新业态、提供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我国部分大宗作物产品过剩,是由于我国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无力与进口农产品竞争。改革农地产权结构,实施"三权分置",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要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创新是第一要素,教育是基础,这就必须改革城乡二元教育结构,把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到农村,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大规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简介:社会抗争关系到利益表达与维护,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国内的抗争诉求多集中在“权利与利益”方面。社会抗争行为发生在一定的场域之中,场域中包含抗争者、管控者、制度、规则等内容,场域具有非“是非”特征,呈现出一种波动性的“半闭合”状态。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产生离不开政治机会结构,政治机会结构塑造了抗争场域,在场域中放置了政治机会与政治限制。当然政治机会结构是政府“过程学习”的结果,虽然政府有“内生性”学习目标(为人民服务),但是政府的学习也会出现偏差,因而社会抗争行为的场域——政治机会结构——政府的“过程学习”,这一衍变过程即是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所在。展望未来,逐步构建回应性政治,在政治吸纳上做功课,遵循社会抗争行为场域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