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日本政府在1895—1945年间于台湾施行强而有力的殖民政策,使台湾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各层面都出现空前的明显变化,此变化甚至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台湾。其中,在战后初期仍为台湾最重要产业的制糖业,则是于日治时期成长茁壮的。当时为了推动新式机械糖厂的顺利运作,对于蔗农的措施有欠慎重,因此在1920年代先后发生了二林事件和凤山事件。二林事件中蔗农的抗争对象是林本源制糖会社,凤山事件则因陈中和新兴制糖会社的处置佃耕地而爆发,两个事件促使农民分别组织“二林蔗农组合”和“凤山农民组合”,后来扩大成为台湾农民组合,此组合之所以能出现,其推手则是李应章和简吉。他们当初所力争的不是传统中国常见的抗租、抗粮等租佃制度上的不平等,而是争取既有的耕作权与较合理的原料交易权,这是因为近代台湾新式制糖工业的出现,以及官方强力实行“原料采取区”制度,所导致的糖业资本家与蔗农之间的土地权益纠纷,使势力薄弱的蔗农警觉到团结的重要性。他们之所以能够警觉应该是地方精英极力呼吁的结果,并且也多多少少获得“胜利”,就此意义而言,简吉和李应章在1920年代确实扮演了领导台湾农民运动的角色。
简介:科举家族通常是指在以首位考取举人功名者为起点的直系五代亲属及其同父兄弟中,至少出现举人、进士各一名或三名举人的家族。明代福建符合以上条件的家族673个,共拥有进士960名、举人1091名,分别约占明代福建进士、举人总数的41.6%、18.4%。其中,具有两代科举功名的家族占到总数的56.7%,足见科举家族的赓续并非易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明代福建科举保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此外,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空间分布虽很广泛,但又相当不平衡,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区,这与其所具有的科举实力大致相当,不过也有个别科举家族的规模、具有科举功名的代数远超其所处地区科举发展的整体水平。
简介:图书馆、书店与书摊是民国上海知识群体从事图书阅读与消费活动的城市公共空间。图书馆不仅承担阅读功能,还兼具社会交往等功能。福州路、北四川路等城市新兴地带以售卖新式出版物为主的书店与城隍庙地带以售卖线装书、古籍为主的书铺和书摊之间产生了明显的新旧之隔与等级之分,它们面向的顾客群体也有所不同。当书籍的阅读与消费跨越知识群体与非知识群体的边界时,知识群体通过对旧书、旧书铺与书摊的歌颂,建构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资本,使自身与普通市民群体相区隔。在上海知识群体的书籍消费活动中,以书会友与在商言商的两种交易方式既体现出近代上海图书出版市场古风犹存的一面,也反映了近代上海图书市场开始以市民为主要消费对象,传统'回头客'比例降低的一面。知识分子个体所处阶层位置的差异不仅塑造了知识群体内部截然不同的书籍消费习惯,也开启了现代中国精英知识群体与边缘知识群体渐行渐远之端。
简介:过剩通勤是衡量城市居民职住空间组织和通勤效率的重要指标。本文以快速工业化城市中山市为例,采用2012年中山市交通调查数据,分析中山市职住空间平衡与过剩通勤状况。通过线性规划模型计算发现,中山市居民的通勤距离、过剩通勤率(E)、通勤容量(Cu)使用率均普遍小于国内大城市和西方城市。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对中山市的通勤特征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过剩通勤各项指标与户籍、职业类型和家庭收入有显著的相关性。表现为家庭收入越高,过剩通勤率相对较高。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行政办公人员通勤效率较低,而产业工人通勤效率较高。非本市户籍人口通勤效率高于本市户籍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