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是诗歌的王国，繁花似锦，高潮迭起。中国古典诗歌萌芽于原始文化，肇始于春秋战国，至唐而登峰造极，经宋到元则江河日下，越来越不景气。鲁迅先生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闻一多先生也认为，宋元诸家“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别说了”。

简介：屠岸先生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他的诗歌生命启蒙于母亲,母亲教他读诗诵诗,使他自幼就受到古典诗歌的薰陶,激发了他对诗歌的热情,也让他与诗结下不解之缘。从少年时代直到暮年,几十年间,屠岸先生创作出大量诗歌,亦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作品,如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济慈诗选》等,其中,《济慈诗选》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屠岸先生对诗歌的贡献远不止于此,他还发表有关诗歌创作和理论的深知灼见,

简介：屠岸(1923年11月23日-2017年12月16日),本名蒋璧厚,笔名叔牟,江苏常州人。中国著名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曾先后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地区文化部副科长,《戏剧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等。主要著作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诗爱者的自白——屠岸的散文和散文诗》《深秋有如初春――屠岸诗

简介：“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炎炎夏日,香山就是鲁中地区的避暑胜地,听着九天大峡谷内的滔滔呼啸,吹着清凉的山风,在欣赏醉人的美景时,也于悠然闲适中寻得一份清凉,收获一份安逸.

简介：五言诗的形成、发展是中国诗史上的重大事件，清末名士杨钟羲的《历代五言诗评选》分期选评了汉代至明初大量的五言诗诗人及诗作，具有批评和文献的双重属性及价值。其选评的取舍、数量的多寡以及品评内容体现了选评标准、选评方法、诗学取向和价值追求，主要表现为推崇五言古诗，主张风骚兴寄、雅正质实兼及清远、魏晋唐宋互参，以及“不可执一观之”、“宣情乃诗之道”等诗论。在大量征引、品评中亦可见杨钟羲与《诗品》《六一诗话》《石洲诗话》《昭昧詹言》“常州词派”等诗论的密切关联。因而，《历代五言诗评选》在五言诗史、五言诗批评以及杨钟羲诗学思想研究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简介：蔡元培（1868-1940）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北大校长。他得以出任北大校长与他早年的履历、声望息息相关。除了同盟会老会员、留学德国这些背景以外，他还曾是前清翰林。他是那个时代最能得风气之先、也最能开风气之先的少数人物，但显然，前清翰林的这段经历不会被抹去，他身上还有所谓“旧文人”的功夫与趣味。其中，他与旧体诗的因缘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简介：现在想起来,并不是所有的第一次见面都会有第二次,并不是所有的再见都会再次相见。2017年10月14日,初秋的一个周末下午,小雨滴答落个不停,缠绵,缱绻,依依不舍,我如约来到和平里小区,老诗人屠岸先生的家在这儿。一幢幢红砖老式居民楼一排接着一排,我徘徊许久,就是不见15号楼,隐约记得先生女儿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门前有两棵合

简介：中国国家博物馆于1989年征集的清乾隆祭蓝釉描金粉彩御制诗方瓶,成型工艺复杂,体现了当时御窑高超的制瓷工艺;其装饰展现出＂洛可可＂风格,代表了乾隆朝瓷器生产的时代美学风标;瓶上的粉彩花卉融合了中西两种绘画方法,具有典型的乾隆时期宫廷花鸟画画风;所题乾隆御制诗《榴花》和《题恽寿平画：山茶》,收入乾隆二年（1731年）《乐善堂全集》。据清宫档案记载推测,方瓶烧成时间大约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年（1757-1785）左右,为宫中陈设器,当初应为成对生产。督陶官制度对御窑瓷器的烧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以唐英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忠于皇权使命的督陶官的监造,保证了包括御制诗类题材在内的御窑瓷器的优良品质。

简介：《柏梁台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名篇，长期以来被视为七言诗或联句诗之始，不过其成篇时间却仍存争议。本文在梳理前人论述的基础上，通过辨析《柏梁台诗》最早出处的《东方朔别传》与《汉书·东方朔传》及东方朔故事流传的关系，指出《别传》虽非《汉书》蓝本，但其成书却不晚及束汉，由此确认《柏梁台诗》成于东漠之前。进而以《柏梁台诗》中若干“另类”叙述为线索，推测《柏梁台诗》并非如序文所说作于西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而是成篇于平帝元始五年（5）以後，七言诗体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文体背景。

简介：华夏摩尼教向据《老子化胡经》之“化摩尼”说而依托道教。时至明代，福建民间明教徒还在继续将此说俚俗化，称老子寄形苏邻国禁苑石榴，王后食之受孕而诞摩尼。然本文所解读的霞浦钞本一篇汉文诗偈《下生赞》，却只言摩尼佛寄形石榴，不言老子所化；其所在科册则一反唐宋摩尼教攀附老子、依托道教之传统，不仅未提老子化摩尼，而且宁愿把古代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等的教主奉为主神，亦不延请老子入座，全科册未见太上老君身影，由是益证该科册不可能出自唐宋摩尼教徒之手。本文以宗教学的常识，解释科册包含夷教资料的原因，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证科册乃明末清初霞浦当地意在创立新宗的民间法师所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