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乌尔里希·布兰德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入手,对当今主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重要的修正和补充。他认为这些主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正是因为没有考察霸权控制下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忽视了国家的所发挥的作用,致使他们的生态观点有所缺失。布兰德区别分析了霸权结构与霸权策略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要想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就要从根本上否定帝国主义生产和生活模式,扭转国家的角色,从而实现社会生态转型。
简介:生态文明虽然是对大工业资本时代在场方式的某种超越,但是背后仍然可能隐藏着资本创新逻辑的故事。在以大工业资本为主导地位的旧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曾经是反生态的,资本疯狂逐利曾经是造就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然而,以后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新全球化时代,资本创新以各种节约型、高科技、生态化产业为主导,表现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领域绝不是阻挡资本逻辑深度进入的天然屏障。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必将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历史动力;生态产业成为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产物。绿色资本主义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球现实。深绿思潮是生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态社会主义预言“生态是资本主义天然屏障”的判定是对资本创新逻辑的严重误读。但是,生态发展的最终目的与资本的生态逻辑之间依然存在着本质上的对立。我们需要全面历史地重新反思生态文明与资本创新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
简介: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这使得我国将生态环境治理提上了优先的议事日程。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道德、法治与科技三管齐下,为此必须强化责任担当,构建合理而完整的责任观,其内容为: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而有区别之责;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各履其职,各负其责;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广大公众人人有责。由于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科研机构与科技工作者扮演特殊角色,发挥特殊作用,所以理应承担特殊责任:一是要正视科学技术引发的生态问题,二是要提高科学技术创新的生态意识,三是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水平。
简介: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可依据环境政治分析的不同视角而划分为三个亚向度或层面:一种“绿色左翼”的政党意识形态话语、一种综合性的环境政治社会理论、一种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或古典色彩的有机性思维方式与哲学。相应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理性概念还是一种系统性的生态文化理论,都蕴涵着深刻的绿色变革指向或要求。当然,这种生态文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有的绿色认知与实践水平的反映——我们这种认知与实践的先进性和普遍性都是有限的,我们将已有认知与不断改进的认知付诸实践的潜能也不是可以自动实现的,而是有条件的,而且有些条件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
简介: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他的前期与后期思想上。但他的哲学在前后转型时,中间曾经历了一个思想剧烈变化的过程。1929年,维特根斯坦返回剑桥,并提出与他前期哲学思想不同的新的思想——现象学思想。维特根斯坦将我们感觉的当下经验视作"现象",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就是他提出的"现象学语言"。现象学语言作为描述现象的工具以及现象显示的场域,在对现象的描述中尤为重要,所以阐释现象学语言的过程就是展开维特根斯坦对现象思考的过程。维特根斯坦将我们对一个实体的描述划分为两种描述方法,一种是将它当作物理对象用物理学语言描述;另一种是根据我们感觉的直接经验得来的现象和现象背后的逻辑形式要用现象学语言才能描述。维特根斯坦对于现象学语言描述现象选取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他多次提到的"颜色不相容"现象。颜色不相容就是说"同一个地方不能同时存在两种颜色"。颜色不相容的可能性不是事实的可能性而是逻辑上的可能性,因为颜色不相容是由于颜色系统自身的逻辑形式决定的,表达它的命题,也受到命题内在句法的规定。所以现象学语言是一种先验性的研究。但是现象作为"似是而非的当下"与在时间中的现象学语言是矛盾的,并且现象学语言由于自身描述的是个体的感觉经验,它与私人语言一样,一旦存在就会造成语言表述与交流功能的丧失,所以它们不可能存在于共同体中。由于外在与内在的原因,现象学语言在1929年底被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同时维特根斯坦将目光聚集在了日常语言上,渐渐展开了他的后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