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雅典的立法者从法律的角度锻造了一个令后世敬仰的城邦共同体。德拉古立法抑制了贵族们的僭主意图,使得城邦立法惠及城邦全体成员。梭伦通过立法让正义进入城邦,他赋予了公民中的弱势者以参政权和审判权,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城邦公共事务。他也抑制了权贵们的傲慢,使其才能能够更好地施惠于城邦。克利斯提尼通过立法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确立了下来,民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享有极大的权力,雅典民主政体得以确立。埃菲阿特立法限制了最高法庭议事会的权力,把其全部权力赋予民众。这一系列的立法铸就了雅典特有的完全以城邦为依归的公民精神。于是,在这种法治精神的感召下,权贵们丢掉了自身的傲慢,全身心地融入到了民主政体中。民众也能接触到并享有贵族们的文化,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品行。
简介:我认为每一种伦理学研究方法或者伦理学理论都应该吸收康德学派的思想,因此,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或应该承认,我们受到了康德的创新性的影响,且在许多领域都受到了他清晰的历史观和概念性的道德观的影响。我将要从康德绝对命令和假言命令之间的区别展开讨论,我认为康德是第一位以某种明确的方式来阐述这两者之间区别的哲学家。我将要讨论dasGute(good,善)和dasWohl(well,福)之间的区别,我相信二者的区别使康德有效地发现了“事物的善的状态”这种观点,或至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那种观点的含义。我还会讨论,康德对道德内在特性的强调,何以能为美德伦理学和关怀伦理学提供重要启示,甚至也能对结果主义产生影响(尽管较少),因为适当地关注康德就内在生活所说的一切能帮助结果主义者形成并区分他们自己那些自相矛盾的观点。
简介:先秦时期无“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提法,此“三纲”与先秦儒家毫无关系,其理论根据,来源于法家韩非子的《韩非子·杨权》:“明君贵独道之容。”首次出现在文献中,是西汉后期的《礼纬〃礼含文嘉》。东汉时,班固将纬书里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搬进《白虎通》,该书是奉命而作,虽然有不少儒家的观念,但主要宣扬朝廷的观点,其取舍的标准是是否符合朝廷的需要。董仲舒讲的“三纲”,是“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臣、父子、夫妇是阴阳关系,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有很大区别。百年来因“三纲”而对儒家、对董仲舒等的“批判”,种种不实之词,应予推翻。
简介:企业在向消费者道歉时,应该如何安排道歉者人数,一位还是多位道歉者?本研究通过五个实验揭示了企业道歉背景下的'人数效应':(1)相比多人道歉,一人道歉使消费者表现出更高的宽恕意愿(实验1a、2、3、4)和宽恕行为(实验1b),且不同人数的多人道歉对宽恕的影响无显著差异。(2)情绪共情和责任预期中介道歉者人数对宽恕的影响(实验2)。具体而言,与多人道歉相比,消费者对一人道歉的情绪共情和责任预期更高,进而促进其宽恕。(3)道歉者的实体性调节消费者对一人/多人道歉的宽恕(实验4),即高实体性可提升消费者对多人道歉的宽恕,从而弱化一人道歉与多人道歉在消费者宽恕上的差异。
简介:目的分析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长期不进展者心理状况,并统计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及主次关系。方法使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HIV感染长期不进展者抑郁水平,同时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对SDS评分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SDS评分结果显示无抑郁症状23例(21.7%),轻度抑郁42例(39.6%),中度抑郁29例(27.3%),重度抑郁15例(11.4%)。平均SDS分数为(60.75±10.34)分。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性别、锻炼情况、婚姻状况、接受心理治疗、睡眠状况可影响SDS分数。其中SDS评分与年龄、性别(男)因素呈正相关(P〈0.05),与心理治疗、睡眠、锻炼、婚姻状况因素呈负相关(P〈0.05)。结论HIV感染长期不进展者普遍伴发抑郁症状,在治疗中应特别重视大龄、男性、无配偶患者抑郁症状的防治,医务工作者应督促患者加强锻炼,接受心理疏导,改善睡眠以促进HIV感染长期不进展者的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