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始于19世纪末，虽步履艰难，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据统计，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无论学校数、学生数还是毕业生数都快速增长。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看，确实可以说，这一时期“成为五十年来的高原期。”导致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民初以来高等教育相关法令政策的变更。1917年9月《修正大学令》的颁布“颠覆”了民国初期《大学令》的规定，1922年制定的《壬戌学制》则进一步延续了《修正大学令》的相关内容。《修正大学令》规定，高等学校“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但设一科，称为某科大学。”由此可见，《修正大学令》为各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提供了法律基础，放宽了大学设立的条件，为大学之滥设埋下了种子。1922年后，公私立大学数大为增加，此后，大学数量则一直攀升，这与各专门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和大批新学校创办紧密相关。

简介：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简介：1936年前,以新桂系为核心的广西省政府筹建的广西大学在院系和设备等方面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广西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的对立关系,广西大学只能游离于南京中央法令规定,按照地方当局的计划和要求发展,而且,广西地方实力派日益加强了对该校的控制和管理。随着广西地方实力派与南京中央对立状态逐渐消失,南京中央势力开始渗入广西地区,广西大学成为教育部整顿的对象,并开始遵照中央政府的法令政策进行改组与发展。

简介：针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出现的弊病,南京国民政府于30年代中前期相应地对地方自治进程作了富有弹性的规定,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之中并大力推行县政改革.保甲纳于自治,国民政府似乎从事实上避免了在基层推行两套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在形式上又给传统的旨在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保甲制度披上民主自治的外衣,看似一种完美的制度创新,实则使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初期的一些民主自治思想遭到极大损害,更加败坏了自治名声.由于民众对推行保甲出于被动而非主动,以从上而下的保甲制度来培植从下到上的地方自治不仅未能走出'以官治求自治'的老路,反而越走越远.同时,保甲本身也无多大成效.

简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部分侨汇中断,在国内的侨眷生活日益艰难,侨眷救济成为侨务工作的重点。国民政府积极筹谋救济侨眷,在广东省,由省银行承办3000万元侨贷进行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侨眷的生活困难。本文运用档案资料,通过对国民政府积极救济侨眷活动的探讨,揭示当时国家意识与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

简介：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虽然消极抗日,但对美英等国的外交却取得了重要成果--废除"治外法权".近代中国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对外一贯奉行妥协投降政策,蒋介石国民政府也不例外,何以在抗战相持阶段能废除美英等国在华的一些特权呢?

简介：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重新恢复传统保甲连坐制度来维持基层社会稳定，但其连坐处罚的制度设计欠系统明确，内部对处罚的轻重存在明显意见分歧，地方往往无所适从，加上国民政府的保甲连坐根本无法改变乡村原有政治生态，保甲这一威胁震慑的传统控制手段落后于中共基于利益满足的基层制度创新，在心理上损害了基层一般民众、地方精英及保甲人员利益，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影响了保甲制度其他职能的发挥。

简介：<正>1931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轰动一时的第一届高等考试。这是五院制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其筹备日期之久,动员人力之广,远远超过清末“洋进士考试”与北洋政府“高等文官考试”,而北伐后江苏省所举行的两届县长考试,更是望尘莫及。时值东北易帜,统一告成,亦点缀太平之“盛举”。

简介：国民政府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到溃逃台湾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两度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掀起了两次＂西北开发＂热潮。在这期间,国民政府要员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张人杰、邵元冲、朱家骅等先后赶往西北考察,他们对西北经济开发问题的活动前后持续了将近10年。他们的言论及保留下来的相关会议资料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开发主张,这些主张对于新形势下的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启示意义。

简介：上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困境，发展经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到抗战前，中国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为全面抗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简介：查武汉粮食应有统制准备,前经饬据后方勤务部召集有关机关派员会议商讨据报决议,应备三个月民用粮食,其办法如下:一、武汉粮食之筹划已经成立武汉粮食调剂委员会,由汉口市吴市长为主任委员,三镇市民所需月约二十万石,现在市场商人所存尚有二十万石,可供一个月之用,市府应以奉拨农行专款

简介：国民政府成立后,新疆地方统治者金树仁表面上归附中央政府,实际则借助新疆孤悬塞外的地理环境割据称雄.国民政府曾想武力谋取新疆,但因内部纷争无暇西顾;利用国民党组织向新疆渗透力量,也因金树仁的阻挠收效甚微.盛世才攫取新疆政权后将国民党势力彻底逐出新疆,国民政府从金树仁手中谋取新疆的设想失败.

简介：国民政府时期,体育发展在思想观念、体育竞赛、管理制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是＂体育改革＂的快速发展时期,民国时期学校体育制度的变化和举办的几届全运会充分地体现了国民政府促进体育发展的主动性。民国时期体育发展是仁人志士基于对＂体育＂改变国家命运、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认识基础上推进其逐渐转型的,在＂体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促进了体育的全面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历史视角来看,国民政府的体育发展措施不仅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激发了国民爱国的热情,鼓舞了全民抵御外侵的士气,而且其普及体育、增强民族体质的策略对于今天＂全民健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简介：西北马家军是清末、民国时期盘踞在中国西北的一支重要的军阀力量。西北马家军阀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以中原大战为契机建立了关系，组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在这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下，蒋介石与马家军阀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集权与分权、控制与反控制、安抚与输诚、联合与利用的关系，矛盾与斗争一直贯穿于蒋马政治联盟的始终，双方之间有武力冲突，也有互相的支持与合作。由于双方对彼此都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利用价值，并且都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对为其主要对手，反共是蒋马关系的纽带，所以，即使这个政治联盟充满了矛盾与斗争，有时甚至出现了危机，但是双方都希望维持这个政治联盟，并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努力。

简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加强了湘西陆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又整治了湘西水道,加速了湘西交通的现代化;同时,国民政府在湘西兴办了现代邮政和现代电讯。湘西交通邮电业的发展是湘西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为湘西经济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简介：抗战时期,因时局所需而赶修国防工程,国民政府为此征用大量民工。为配合战局而及时完成工程,政府强化、规范了对修筑工程劳动力的管理机制,表现为：改进管理机构,加强官员考核,严密民工管理细则。国民政府管理民工的机制从历史微观的层面展示了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关系。机制的运作在大局上取得了时效：稳定了战时急用的劳动力供给,保障了国防工程的修筑,从而在取得民族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现实问题。

简介：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欧美等地被难华侨陆续回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专门的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决定对归国失业华侨实行根本救济,选定安徽宣城水阳镇一带试办侨乐村：由政府提供荒地让归侨集中垦殖,并制定《侨乐村垦殖纲要》等文件。开办侨乐村、安排被难归国华侨不仅是救济失业归侨、解决他们生活问题的一种试验性的根本办法,而且被赋予在世界工商业形势不景气背景之下复兴中国农村的任务。侨乐村设计者陈树人希望宣城侨乐村试办成功后能作为一种模式在全国推广。由于国民政府一直采取重心向外的华侨政策,对于归国华侨的安置缺乏准备,也没有切合实际的系统举措等原因,侨乐村的建设并不成功。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又酝酿成立归侨新村,建设地点变为城市近郊。侨乐村的试办是南京国民政府华侨政策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华侨政策史上有一定影响。

简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果,于1938年初成立后,主要负责抗战的宣传、动员等工作,广播是其宣传动员的一种重要方式。政治部第三厅举办的抗战广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1938年4月到1940年8月,在郭沫若、阳翰笙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第三厅在武汉、重庆等地积极联络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及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利用广播使用多种形式开展对敌宣传、国际宣传以及对国内民众宣传,取得了较大反响和良好的效果;第三阶段为1940年8月改组以后,共产党人多被移出第三厅,在这一阶段,第三厅组织的各类抗战广播虽得以延续,但因失去了坚强的政治领导而趋于保守,影响日微。

简介：红枪会是自发的农民武装自卫团体,以抗御溃兵土匪、保卫身家为目的.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期间,在国共两党的积极动员和组织下,河南各地红枪会以武装暴动等多种方式策应和配合北伐军入豫讨奉,以实际行动表明红枪会等农民武装是'国民革命中反对军阀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简介：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学潮风起云涌，国民党高层对学潮的政策也日益严苛，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镇压学潮。北平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学生运动备受各方瞩目，但是北平当局内部处理学潮的态度却不尽一致，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在北平并不能完全得到执行，在学潮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北平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在处置方式以及效果上的不同，这种歧异实际上折射出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争夺的特殊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