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精简议事协调机构一直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议事协调机构呈现出"精简-反弹"周期式生长现象,屡次精简效果都不理想。这一困境背后实际是公共组织内的协调机制选择问题。本文研究目的是解释议事协调机构在公共行政组织内的生存逻辑。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新制度主义理论,本文提出议事协调机构生存逻辑的两方面解释,并以中央政府为样本对两种解释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构建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解释,即"上支持+下需求"双条件框架:一方面,议事协调机构能帮助任务牵头部门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高层领导的支持为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与存续提供了合法性。"上支持+下需求"两方面条件的持续满足,支撑了议事协调机构的长期存在以及精简后的再度生长。这一框架也为理解我国公共组织内协调机制选择提供了理论支撑。
简介:由于肩负以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须从严甄选具有无限利他和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者入党。列宁对此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在执政后领导俄共采取多方面举措,将从严入党付诸大规模党建实践,以确保俄共党员革命本色不变,为完成党的历史使命提供人力资源保证,客观上也使从严入党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甄选机制。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激励失灵、优秀党员结构性供需失衡等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自上而下的组织甄选机制运转不畅,从严入党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反观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却生成间接显示功能,为由内而外的自我甄选机制提供有力的政治生态支撑,形成大浪淘沙、良币驱逐劣币效应,实现从严入党的自动运行。列宁的实践表明,从严入党的关键是机制,也启发我们,建立和完善竞争性信息公开机制与激励机制,对于释放从严入党源头治理的活力与效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中国大通史》在内容方面有这样一些新特点。第一,在历史分期问题上避免以具体事件为标志截然断限,除了史前文化外,特别强调周秦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这样几个重大的变化时期,以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为标准,以宗家结构的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线索来判断不同阶段的社会性质,注意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宗家结构的农耕生产方式之不同表现形式的共存。第二,在充分认识到暴力革命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革命前的长期积累过程,强调量变现象在历史上的作用,注意历史变化在革命前的积累和在革命后的长期延续。同时并不避讳暴力活动的某些负面效果。第三,在涉及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以及关于后者的方方面面时,应把它们放在与汉人地方政权同样的地位上,作为一个共存的区域或并《中国大通史》体例结构的创新立的政权来混同撰写,以凸显它们的独特性。第四,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除了两大对抗阶级以外,对各种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社会集团,诸如职业集团、性别集团等也给予重视,重视跨集团的空间组织,比如家庭、家族、社区,注意它们的层间流动和空间流动;与此同样的是,经济方面的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文化方面的传承与传播等。第五,对包括衣食住行、习俗风尚、闲暇娱乐等在内的社会生活施以较多笔墨,在论述精英的思想文化成就的同时,特别注意民间文化和社会思潮。简言之,从纵的方面来看,对以往习用的社会形态划分方式加以变化;从横的方面来看,对以往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分块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