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建设法治中国既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这个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笔者以为,实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简言之实现司法独立,是司法规律的内在要求,对于建设法治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至关重要。笔者如此主张的理由有以下四点：首先,司法权的性质要求司法独立。

简介：自远古到西周时期为中国法制起源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制和秩序,虽为后世中国法制和秩序肇定了雏形,但不无原朴、草创、蛮昧、多禁忌的早期特质。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和秩序的基本旨趣与特征,可以概括为彰显天命天法、追求天人沟通,重视血缘纽带、注重敦睦亲族,注重庶人参政、忆恋原始民主,强调顺俗为治、注重礼法习惯,以政治法律为兵戎之延伸等五个方面。进一步阐析中华法制与秩序的早期特质,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民族个性或民族精神的认知。

简介：今天在召开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是“中国梦”的如何实现问题，我想我们今天座谈的“法治文化和中国梦”这个主题就很适时宜，非常好。

简介：“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在民族政治上历代王朝都坚持“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族秩序，体现出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历代中央王朝为实现“大一统”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其思想根源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

简介：2013年11月9日，我刊举行了第二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东方毅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并同时举办了“法治文化与中国梦”座谈会，与会专家就此话题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交流。现将部分发言摘要刊登以飨读者。——编者

简介：低碳产品认证是本世纪相继在英、德、韩、美、瑞士等发达国家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并迅速风靡全球，我国也于2013年创设了该制度。其认证产品的碳排放量要符合相关低碳产品评价标准或者技术规范要求，按照展示形式分为低碳标志、碳得分、碳等级等类型。低碳产品认证逐渐渗透到国际贸易领域．已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将增加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国际竞争力。我国未来应通过在立法层面推动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积极发展低碳外交，实施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认证等策略，以应对壁垒并完善本国的该项制度。

简介：在古汉语中，“权利”一词取贬义而用，且不具法律意义。及至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right被译为“权利”，“权利”才与法律发生关联，并取向正义价值。但是，中西权利观念并不吻合。中国学者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理解“权利”，并将其特定化为“民权”，之后才从法律意义上区分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始于晚清的权利观念制度化尝试，在民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实践。国民政府将权利制度体系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也在进行权利制度探索，但未能全面体系化。新中国成立不久，权利观念逐渐被极左意识形态化，权利制度建设被迫中止。改革开放以后，扭曲的权利观念才逐步得到矫正，权利制度建设逐渐成型，并走上了体系化的正确道路。

简介：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一统秩序，是由政统、道统、法统、社统等四个子系统共构。而成的权威秩序。在此共构的大系统中，政统发挥着整合的功能，在整个权威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法统得到政统的支撑，体现道统的价值理念，在国家公共领域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秩序，在社统区域维持最低限度的规范秩序。根据社会秩序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法统可分为三个结构性区间：暗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上层区域，政统发挥主导作用，法统的规则不明确，发挥的功能弱小；强力区，在秩序体系的中间层，规则明确、功能强大；衰弱区，在秩序体系的下层，有规范而难以执行，法统功能越是靠近边缘区域越是衰弱。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权威秩序的解析，进而阐释中国古代法统与政统、道统、社统的共构机理，客观认识其内在合理性和局限性。

简介：本文从考察建国以来我国制定的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中规定的享有宪法职权职责的组织机构的法律特性出发，提出应当使用“宪法机构”的概念来代替“国家机构”的概念表述宪法文本规定的享有完法职权职责的组织机构的组织特征和法律特性更能突出宪法机构自身的地位与作用。与此同时，使用“宪法机构”概念可以强化宪法机构自身的宪法意识，提高宪法机构依据宪法规定履行自身宪法职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此外，使用“宪法机构”概念也可以有效地区分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国家机构、国家机关与非宪法文本所产生的国家机构、国家机关之间的法律性质，建立起对宪法机构活动的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防止保证宪法实施责任机制的无限扩大和泛化。最后，使用“宪法机构”概念可以更好地接纳宪法文本中所确立的非国家机构性质的“宪法机构”，建立起更加科学和全面地分析宪法文本所规定的宪法机构性质的理论框架和体系。

简介：以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梳来检视当代中国的政治,它呈现出注重证成性、偏轻正当性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的政治状况导致我国的法治发展同样陷入畸轻畸重的偏颇境地,体现在宪法领域就是：宪法浓重的纲领性影响宪法的有效规范性,宪法的富强精神突出、民主精神羸弱,宪法的发展追求事实上的实效性、忽视规范上的合宪性。失衡的政治导致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弱化,体现在作为法律内容之权利的去政治化、立法体制的行政化以及司法解释的立法化。未来法治中国的建设发展应以证成性与正当性有机统一、基本均衡的政治作为基础。

简介：一、群体本位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近代中国自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以后,为了挽救危亡,各派政治力量皆力主仿效西方变法图强,为此形成了种种法律设想。其中,国民党的群体本位法律思想肇始于孙中山,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实践,从而对当时法律秩序的建构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它也深刻体现了西方法律理念在中国社会的变异,故有与其理论母体加以比较研究的意义。群体本位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石为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民生史观将人类求生存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重心,认为调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大多数有利益”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进化所依循的法则为人类间的“合群互助”。〔1〕由此产生了有别于个人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念。

简介：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法律对女性的关注从来没有脱离女性贞洁。从历史发展来看，女性贞洁作为女性单方义务存在了几千年，女性自身也在父权制之下经历了性从属化和客体化的演变；在大男子伦理之下，贞洁问题实行的是男女不同、女女不同的评价标准。在法制臻于文明的今天，法律应该摆脱旧伦理道德的缠裹，担负起现代使命，去除双标准化，保护女性应有的权益。

简介：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从游击队转化为正规军。这种刑事和解既具有惩罚与恢复的双重功能，又包含私了和公断的互动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以及适用效果都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私了的社会文化、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宽严相济”政策、“先民后刑”的处理机制等都在新法之中有所体现，而既没有具体的和解程序，又没有明确处理后果，更没有监督控制程序的“当事人和解”程序最终可能成为一个需要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酌定不起诉制度、简易程序、社区矫正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以及自诉案件的和解等程序来填补的“空壳”。

简介：菲律宾提出“九段线”无效和针对8个岛礁的诉求，属于中国排除适用强制程序的保留事项，其中涉及自然资源开发的诉求，属于沿海国无义务同意提交强制程序的事项。在相关案件中，虽有第三方参与强制程序的规定和实践，但本案仲裁法庭的《程序规则》对此并无明确规定，且在本案之前常设仲裁法院已受理的7起有关案件中，也并没有第三方介入的先例，因此仲裁法庭不能仅根据菲律宾的单方诉求对涉及众多争端方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争端确定管辖权。

简介：一、绪论法律规范制定伊始,便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但由于文字的局限,条文本身并不能涵盖层出不穷的情形。法律条文规范化、抽象化的特点,使得法律在具体适用时离不开人们的解释,某种程度而言,法律的存在方式便在于解释。在中国传统法律对于律令解释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律学传统。相比于西方罗马法发展中,法学家学说对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大影响,〔1〕中国律学在长期的发展中,通过与司法的互动,对于司法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学术与实践互动的关系,对于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具有帮助,对于当下法律发展也有所裨益。

简介：公司法和证券法均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备程度直接决定了法律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力度和调整效果。鉴于公司法与证券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密切关联性，立法宗旨上的高度一致性，具体内容上的相互渗透性，因此只有将证券法的修改与公司法的修改同步进行，才能实现制度关系上的无缝衔接。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修改应以完善公司治理为切入点，正确处理公司的营利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公司资本制度，协调公司设立制度与股票发行制度，重构公司经理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正向调整效用。

简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方法是由现代学人所摸索出的一套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它是现代学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积极引进西方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结合了中国学术传统而融合提炼成的;它既突破了中国传统＂评点派＂的＂文本中心主义＂,又非对西方学术方法的全盘＂拿来＂,因而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刘师培较早开拓出了新的学术视野,采用新的方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本文通过对刘师培的中古文学研究的观照,来探寻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的演变,进而试图对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现代性意义予以阐发。

简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知识产权保护应秉持怎样的价值理念是法院在审理区中国内知识产权案件面临的首要问题。自贸区内“先行先试”的要求并不会改变法院管辖、程序法的普适性适用。知识产权实体法律、尤其是对侵权行为的实体评判尺度也应得到普适的适用。我们也不应为便利贸易的自由化而放松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在维护区内外适法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应当以已经加入、待加入的多边或双边条约为目标，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手段，在实体评判尺度上，可结合国内的政策需要谨慎做出统一的适法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