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拓展了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增加了检察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民事检察监督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简介：2012年6月2日上午，由山西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人力资源部组织，山西省人社厅监察总队“送法进企业”之《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实务讲座》在山西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四楼会议室举行。山西省劳动保障监察总队总队长、劳动监察局副局长王涛，劳动监察总队工资科科长昝文利，分别就建设领域劳动用工管理、预防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公司党委书记赵金虎、人力资源部部长靳建辉出席了培训讲座．各分公司项目经理、劳资专管员和劳务管理人员共92人参加了培训。此次培训讲座由山西二建人力资源部部长靳建辉主持。

简介：唐代不会存在并行不悖的两部规范宗教群体的法律，《道僧格》与《祠部格》之间应该是一种因唐格篇目嬗变而导致的继承关系，其中《道僧格》可能作为《贞观格》、《永徽留本司行格》、《永徽留本司行格中本》的一篇而存在，此后因道僧立位不分先后之诏的颁布及唐格卷数的变化，“道僧格”之名无法存在，且唐格的篇目渐次向以尚书省二十四司为名转变，《道僧格》最终为《祠部格》所取代。自近代以降，中日两国学者孜孜不倦地对早已佚失的《道僧格》进行复原，这些复原成果亦可为新的研究成果或新文献带来的新知所补正。至于《天圣令·狱官令》中的“僧道法”，应该包括《道僧格》与宗教内律。

简介：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及配套法规首次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外延、审批执行程序及取证的法律地位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规定,实现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正式入法。但是实践中技术侦查仍然存在着内涵不明、外延不清、审批程序不合理及获取的证据材料如何适用不明确的问题。针对技术侦查立法的新变革和现实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今后,应从技术侦查的批准与执行程序及技术侦查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使用等方面进行完善。

简介：（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04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根据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简介：2013年9月2日，保監局印發《保監局案件風險監管考核辨法（試行）》（以下簡稱《瓣法》），

简介：用人单位出资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进而与其约定服务期和培训费用返还义务的,此类约定不得有违诚信原则。实践中,首先,要注意把握培训是否达到约定服务期的门槛。其次,还要考察服务期期限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与培训期限、培训费用成比例。最后,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劳动者有义务返还培训费用。培训期间用人单位继续发放工资的,应当区分培训是采取脱产还是非脱产的方式,判断工资是否属于培训费用。

简介：法益侵害说并非结果无价值论的附庸,把法益侵害说等价于结果无价值论,其实是混淆了不同层次的问题;我国当下通行的法益概念是实证主义的法益概念,被理解为"法律保护的利益",它受到规范违反说论者的批判,但这些批判并未触及真正的问题:过度形式化造成的内涵缺失使其丧失过滤功能;在德日两国,法益概念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前实证主义转向,这种前实证主义法益概念具有限制刑法不适当扩张的功能,通过对其主要作用场域的考察,可以初步认为这种视角下的法益概念与本土刑法学术及实务之间具有相当的契合度;前实证主义法益概念优于实证主义法益概念,前实证主义法益侵害说优于规范违反说,因此前实证主义法益概念应被提倡。

简介：因立法中缺乏明确理论基础的指导,《合同法》第286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定性不明,导致实务操作中出现诸多混乱,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的主体争论即是其一。比较国外立法例,应以增值理论构建我国《合同法》第286条的规范设计基础,就我国的现状,应明确勘察人、设计人、发包人聘请的工程师、向发包人申报的分包人、无效合同中工程验收合格的实际施工人等可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主体。

简介：我国立法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无权处分应指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订立的作为物权变动原因行为的合同。通过比较法上的考察可以看出，各国以及国际条约对无权处分效力的处理并不一致，不存在明朗的无权处分效力的发展趋势。从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以及民法体系和谐等角度来看，“债权合同效力待定说”与“处分行为效力待定说”均存在不足。应根据缔约时第三人的主观状态确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第三人恶意时，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第三人善意时，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如此确定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符合无权处分制度的立法目的，实现了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合理保护，维护了民法体系的和谐。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理念和传统侦查措施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但仍存在不足。有必要厘清和分析新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措施之修改与完善的具体内容，并加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以服务于侦查学的教学科研与刑事侦查实践工作。

简介：我国属于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国家,而近年来我国为了有效预防以及应对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订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规范的订立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有效的预防及控制灾害提供了法律依据及法律手段。作为防灾减灾的法规范需要依托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来相互支撑,形成基准法和特别法之间的配合,法体系构建中需要注重法的有效规制功能,以及法体系之间的配合与衔接。

简介：《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货币供应量的确定,受到诸多经济内生性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传统的数量型货币供应原则已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货币供应内生性逐步增强。本文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出发,结合《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和《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综合考虑货币供应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国际经济、居民存款、企业贷款的关系,构建新的货币供应分析框架,提出根据商品价格、资产价格、汇率和外汇储备、居民存款利率、企业贷款利率等内生性因素合理确定货币供应量,以有效防范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汇兑损失等经济风险,平衡投资、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协调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均衡。

简介：法治是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也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前提和路径；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德治传统的社会中．法治的实现必须立足于对德治资源的整理与统合。杭州市“法德并进”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法治”与“德治”在社会管理领域的有机整合．在理念、组织和制度等多层面统摄了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是对当前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回应．是落实和实践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表现。“法德并进”社会治理模式的目的是形成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简介：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

简介：根据我国《专利法》第5条，违反法律、公序良俗或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该条款违反了TRIPs协定第27条第2款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不能仅因为此种利用为其法律所禁止。尽管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0条规定《专利法》第5条所称违反法律的发明创造，不包括仅其实施为法律所禁止的发明创造，但这一规定与《专利法》第5条相矛盾，并不能改变我国《专利法》第5条与TRIPs协定第27条的违规性。中国应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修改我国《专利法》第5条中不符合TRIPs协定的内容。

简介：碳关税自提出以来,其合法性一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热点问题。尽管很多学者已从WTO规则的角度论证了碳关税的违法性,但在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的当今,很多国家仍意欲通过征收碳关税来削弱贸易伙伴的竞争力,从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面对有可能形成燎原之势的碳关税,对碳关税合法性的再次论证就成为必要之举。作为应对全球气候恶化的措施,碳关税的合法性除了在WTO框架下进行论证外,还应在国际气候法的视野下进行考量,而现有碳关税的设计违背了诸多国际气候公约中共同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其合法性难以通过国际气候法的审查。

简介：立法机关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建立起公益诉讼机制，明确了公益诉讼受案范围和主体资格。立法机关在平衡公共利益保护与公益诉权滥用的价值；中突时秉持审慎态度，在《民事诉讼法》第55条将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限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而将众多民间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排斥在外。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除法律明确授权的以外，检察机关不应当违反法律规定直接提起公益诉讼，但可以通过督促起诉、支持起诉等形式参与公益诉讼。

简介：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刑事规制,并不能彻底根除该领域的犯罪,其仍需要行业自律。通过对新闻报道的分析,令人产生一个合理怀疑,即司法可能是在刻意佐证立法效果。对刑法条文的余留空间进行展示,同时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了刑事规制食品安全犯罪的隐患,并作出详细说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

简介：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亮点之一即增加了四种针对特定案件的特别诉讼程序，但其中并未包括恐怖主义犯罪，此为一大遗憾。恐怖主义犯罪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反恐立法格局中应当针对恐怖主义犯罪构建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在安全优先兼顾自由的价值定位下，构建刑事特别程序应注重在管辖法院、侦查权及侦查措施、反恐司法工作人员与证人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