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1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终审法院的请求,就刚果(金)案审理中涉及到的基本法有关条文进行了解释。本次释法涉及到一系列与基本法相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下几个问题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国家豁免行为的主体和行为的性质表明,国家豁免涉及到国家间的关系,是与国家主权相关的国家行为,由主权国家行使和决定;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应奉行与国家相一致的国家豁免制度,香港法院既无权决定香港实行何种国家豁免制度,也对以国家为被告的、涉及国家豁免行为的案件无管辖权;三、香港原有法律,包括九七年前在香港适用的普通法,如果在香港特区继续适用,应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和例外",以不与基本法抵触为原则,普通法的任何规定和原则都不得违反基本法的规定。

简介：苏力关于"秋菊的困惑"是以个人主义的视角提出追问:由西方舶来的法律究竟能在何种意义上有效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然而,国家主义的法律叙事却自有其内在焦虑:当自成一体的法律日渐发展出包含"案件制作术"在内的各种旨在自我合法化的"合法性技术",国家如何才能确保法律始终是以符合预期的方式在"运作"?也正是因为法律对于国家政治强力的无能为力,使得国家越是基于对法律正当性的焦虑而实施干预与矫正,它就越是激发了社会"信法不如信访"的经验想象。就此而言,国家法律实践的深层问题或许早已不是苏力借"秋菊的困惑"而加以呈现的关于国家法律"再入"的焦虑,而更应是其在面对诸如"我不是潘金莲"式的社会诉求时,无法"退出"的乏力。这就要求国家不仅仅要"建设法制",更要"让社会运转起来"以构建让国家能够"进退自如"的社会治理能力。

简介：定点清除是国家运用无人机或特种作战方式进行的有预谋的致命武力行动,其目的是清除在境外的某些特定人员.定点清除目前已成为美国、以色列等国应对恐怖主义或其他不对称威胁的必要手段和核心政策.定点清除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下不具有合法性,美以两国企图通过扩大武装冲突外延、增设自卫实施条件等“国家法律战”的方式为其披上合法外衣.在现存社会体系中,合法化是通过遵循既有规则而实现的,无视国际共识、歪曲现行法律的辩护不可能使美以的武力行动获得国际合法性.

简介：<正>潍坊市自贯彻开放、搞活政策和开展经济体改革以来,经济战线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在经济领域里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些犯罪分子乘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放宽之

简介：<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就行政侵权赔偿问题先后听取了一些部委和法院的意见。大家提出,由于行政诉讼法侵权赔偿一章规定得较为原则,在行政机关执法和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对于行政侵权赔偿仍感到难以处理,第一是行政侵权的概念不清,导致赔与不赔的界限不明;第二是赔偿金额不知如何计算。因此建议尽快制定国家赔偿法。现将大家反映的情况归纳如下:一、关于行政拘留(一)超过时效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行政机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如公安机关违反治安管理

简介：一、民国时期土地政策立法及其动因(一)土地政策和立法状况土地问题,历来是治国安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国时期的农村土地问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民国时期,我国农村土地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地权集中与使用分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与地的紧张关系越来越明显。当时所面临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经济现代化问题是与土地制度变革息息相关的。

简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现代文化创新的源泉。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为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保护时应确立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指导思想，遵循活态保护、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以加强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

简介：西方“法治”具有理性基础，与“理治”具有内在联系，其主要理路在于从理性与信仰的“形上”高度构建法治体系，其主旨也在于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中国古代以来的“法治”与“德治”具有密切联系，具有“礼主刑辅”或“礼法兼用”的特征，而“法治”也因缺乏制约权力的机制而形成某种“权治”理路。中国要实现向现代民主法治国的转变，就应借鉴西方“法治”或“理治”的合理观念与历史经验，重视建设法治的理性与信仰基础，消除封建专制意识与权力斗争意识，由此才能实现让理性照耀国家的理想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简介：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高清江认为：目前不少单位均成立专门法律服务机构，配备专门法律专业人员，这本无可非议，但出现个别工作人员收取费用帮人打官司的现象。这种现象极有危害。

简介：法治不仅具有国家价值，成为治国方略，法治同时还具有超国家价值，能够成为治世之方略。然而，由于缺少规则平台和裁决机构这两个法治的基本前提，东亚法治还只能是一种愿景。当前，东亚最为可取的是采取条约协同模式协调区内事务。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反垄断法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市场孕育期、市场建立期和市场完善期三个阶段。其中，“国家—市场”尺度的变化均是反垄断法生成的主导力量。不同阶段的反垄断法实施的焦点有所不同，而其主要的瓶颈在于制度缺失、执行乏力和体系失调。结合伯克利观察法对法律类型的划分，在“自治—回应”型法理念的构设下，《反垄断法》的实施可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简介：中世纪的行会制度被社会发展进程所否定，而现代行业协会却在二十世纪得以复兴，并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存在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它也同时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行业协会的固有风险就彻底否定行业协会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针对行业协会的制度建设，“否则，它就会僵化、固步自封而衰退为可怜的行会制度”（黑格尔语）。

简介：<正>一、让你的律师找我的律师几年前,刊登在《纽约人》的一幅漫画的内容是一位两腿交叉坐在沙发上的年轻女士正在答复一位跪在她面前、似乎刚刚提出求婚请求的追求者。她的答复是:“很动人。让你的律师找我的律师”。它形象地传达出一种令人不快的感觉,即世界已被法律化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已经受到派生出的、不能创造利润的法律体制的贯穿、浸染、控制和某种遏制。这种不快及其产生的反弹作用,通过《纽约人》漫画的夸张讽刺手法、通过对法律爆炸、过度诉讼以及责任危机的关切和通过对鲜为人知的“世界的官僚化”、“社会领域的法律化”和“现实世界的殖民化”的焦虑等多种渠道表现出来。

简介：<正>一个时期以来,西方个别大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了兴趣。他们在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以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测的方式,俨然一副“国际人权法官”的面孔,把中国政府给予犯人的人道主义待遇的事例,说成是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例证。他们不顾事实真像,信口雌黄地指责中国存在着所谓“广泛的……对人权的践踏”,诬蔑中国境内“滥施逮捕”、“虐待罪犯”,等等。

简介：2009年,中国的经济立法与经济执法不无亮点：《食品安全法》颁布、《反垄断法》配套规定的出台、反垄断执法部门职责分工明确，等等。但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的法治乱象亦不断发生：国家投资经营法律规范尚未完善，投资不受程序法治约束；国有资本在一些领域过度膨胀，抢占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行政垄断依然问题重重，阻碍了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

简介：1935年民国刑法分论第二十一章第282条至第292条规定了杀人罪,其内容可概括为:第282条,杀人罪正犯;第283条,杀直系尊亲、旁系尊亲之罪;第284条,杀人罪当处死刑之客观情形;第285条,杀人罪当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主观情形;第286条,当场激愤杀人;第287条,母于生产或甫生产后杀其私生子;第288条,同谋杀人;第289条,同谋杀直系尊亲属或旁系尊亲属;第290条,教唆或帮助自杀;第291条,过失致人死亡;第292条,本章犯罪所褫夺公权。[1]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所涉杀人案件84件,其判决大抵都依照相关法条作成,其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简示。

简介：<正>治安管理处罚是指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件例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给予的治安行政制裁。广义的治安管理处罚还包括公安机关依照户口、消防、交通、公共安全、出入境管理等其它治安管理法规的规定,对违反该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给予的行政制裁。因而,我国法律关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主要载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其它治安管理法规之中。此外,在国家颁布的其它法

简介：实证考察发现,S县常态纠纷的非司法解决体系有四个明显特征,即整体目标的统一性、解纷机构与方式的多样化、政府权力的主导性以及解纷机构的独立性。尽管这一纠纷解决体系能够较好地解决社会中发生的大多数纠纷矛盾,但也明显存在一些问题。从建构和谐社会与探索有效纠纷解决体系的目的出发,未来应该在认清纠纷发生态势、转变纠纷应对观念的基础上,围绕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纠纷当事人的主导性以及增进解纷机制之间联动性等三个方面完善常态纠纷的非司法解决体系,以期形成纠纷解决的中国模式。

简介：<正>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可以将其就某一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中的某项权能或某几项权能许可他人使用。这种许可通常是由著作权人与被许可人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方式来实现的。被许可人依此合同合法地取得了对著作权人作品的使用权。就使用者而言,由于签订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目的,在于使用作品并使之广为传播,因此许可人对其提供的作品是否拥有著作权,显得至关重要。于是许可人提供非侵权担保往往成为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约定。该项约定的基本内容即;许可人保证对提供的作品享有著作权,使用者为因使用该作品而侵犯他人的著作权等权益,许可人须负全部责任。

简介：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作为比较法学界翘楚,其所著的《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一书从政权组织形式入手,对不同权力组织下的法律程序进行比较,建构起了一个综合分析政治体系和法律程序的模型。其中,纯粹的能动型国家催生政策实施型的法律程序,而纠纷解决型的法律程序容易符合回应型国家。我们可以注意到,纠纷解决型法律程序和政策实施型法律程序混合的存在于各国的法律体系中,并且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类型不同,这些司法模型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了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