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考察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可以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法律意识形态一直试图脱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而独立存在,这个过程可以分成“走出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和“走出总体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意识形态”两个阶段,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这种变迁导致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法律意识形态的影响幕后化,政治意识形态和法律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因而显得模糊不清,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法律意识形态并没有可能因此而成为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观念体系”。

简介：颁布于1938年的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对原告与被告的事实主张具体化义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原告在起诉状中无须主张具体的事实,但被告必须对原告起诉状的事实主张作出认可、否认和信息不足无法答复的具体回应。区别对待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历史上令状制度导致的原告起诉难问题和菲德尔法典对原告起诉难问题解决的受挫。2008年,联邦最高法院对Iqbal案作出的判决,颠覆了《联邦民事程序规则》不要求原告具体主张事实的做法,而是要求原告与被告一样,都必须遵守事实主张具体化的要求。该案对美国的影响尚在进一步发展中。

简介：本次会议承担了修改的重任,因此,参会代表积极踊跃.通过两天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与会代表就修改的必要性、修改的形式、的框架以及具体的诉讼程序等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

简介：<正>问:您认为制定我国民事证据法的基本思路与目标是什么?答:为了使我国民事诉讼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并进一步推动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制定我国民事证据法的必要性已经取得了共识。但是,恕我直言,对制定什么样的民事证据法、民事证据法与市

简介：《民诉解释》第109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口头遗嘱、赠与等事实,首次例外地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虽出于建立多元化民事证明标准体系、与民事实体法衔接等美好初衷,但实际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困境。从外观看,民刑证明标准的混搭会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从理由看,所谓'与民事实体法规则相协调'的证据不充分,且存在对实体规则的误解。从激励看,提高证明标准会产生对不法行为的激励,并有对不诚信行为的选择性防范之嫌。从功能看,提高证明标准显示出我们对证明标准的过高期待,其实法定证据制度、法官职权探知、科学技术运用、事实认定细化指引是更为现实和有效的方案。从操作看,以规则提高标准的方式防范操作中的降低标准会引发规则指引的混乱,无助于从正面和源头解决问题。从比较法看,美国法和德国法都并未提供提高证明标准的论据。从实践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民事诉讼领域缺乏足够

简介：当下,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据说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作为一部私法大典,民法典的编纂无疑是我国法治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项社会工程。虽然就民法典编纂的社会条件而言,也许还未真正成就,但是法律本是一种调整社会的规范,是人们改造社会的工具和手段,因此,一部重要、科学的法律的制定或编纂必将有力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长治久安目的达成。也只有将民法典的精神和灵魂融入法制体系之中,我们的法制体系才是真正具有时代精神的法治体系,从而完成法制的华丽转身。

简介：民事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历届全国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6年年会的主题为'民事执行的理论与立法研究'。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制定《强制执行法》,解决'执行难',进一步完善民事执行制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简介：一、导言根源于超越文明、种族以及人与人之间具体差异的普遍人性,基于整个人类相同的生存方式和生活需要,人类文明的一些共同成果往往具有普适性价值.作为法律制度的文明亦是如此,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中普遍"存在着一些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这些要求独立于实在法制定者的意志而存在,并且需要在任何可行的社会秩序中予以承认.

简介：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界定和确认往往比较困难，有的仅仅根据货款流向确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的把案件多少有点联系的人确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等。因而存在错列、漏列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情况。那么。在民事诉讼中如何界定和确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呢?

简介：<正>1968年《布鲁塞尔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以下称《布鲁塞尔公约》)是在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制定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公约。公约第8节为“未决诉讼——关联诉讼”,包含了第21条至第23条。其中,第21条涉及处理一个诉讼已经在一个成员国提起,相同的诉讼又在另一个成员国提起的问题;第22条处理的是关联诉讼的提起;第23条处理的是特定的管辖权规则对上述条款的影响。

简介：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了公正及时地裁判以及诚实信用原则。这是1996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加入的规定。但在此之前,在学术上区别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民事诉讼中也应适用诚信原则的见解就占据主流。法院亦在还没有直接法律规定时就已经开始适用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并积累了相当多的判例。本稿主要通过介绍日本法院在具体案例中对此原则的适用,解析剖明作为一般条款的诚信原则的具体适用场合。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新规定了诚信原则,但具体在怎样的场合使用此规定则需注意从现在开始的实践动向。本文参照被看作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化的恶意诉讼,以及由第三人提起的撤销等个别规定,在注意中日民事诉讼法体系本身的差异的同时,对在有关具体案例中,中日的处理方法试做一个比较。

简介：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拘传是法院针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仍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之行为作出的强制措施,这与域外民事诉讼立法中拘传仅适用于证人之通例大相径庭。拘传制度的立法目的乃在于强制当事人到庭,以有助于法官查明案情,推动诉讼顺利进行。由于拘传制度具有人身强制性,其制度设计应符合比例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的内在要求,然而从诉讼法理和司法实践来看,拘传制度不仅无益于实现其立法目的,还有违比例原则。2015年《民诉法解释》[1]突破现有民事诉讼法,将拘传对象扩大至原告,更是背离了法律保留原则,属于错误的规定。

简介：

简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近来，有的高级人民法院请示，对于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案件．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未提出上诉．但共同犯罪的部分被告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上诉的，应当适用何种程序审理。经研究，批复如下：

简介：限缩法官的裁量权,增加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及程序权利的价值取向并没有在新民事诉讼法形成统一性以及连贯性。新法赋予当事人简易程序选择权也没有经过严密的立法论证,同时由于该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及审判质量很低等因素必然造成虚置,仅起宣示作用。建立自己责任原则,完善法官的阐明义务,采取不同的收费制度等相关制度,才能使当事人真正拥有简易程序选择权。

简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就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问题进行调研、征求意见，并将在认真研究全国人大代表所提议案和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抓紧对三部诉讼法的研究修改工作。

简介：近年来,公益诉讼一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无论是中央司法改革的总体部署,还是法律法规的修改修订,或是法学、社会学界的理论研讨、改革实践,公益诉讼的字眼通过各类文件的颁布实施,媒体的报道解读不断深入公众的社会生活,不断提高着自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然而,在普法工作仍有待深入开展的现在,对法制不甚了解的公众对公益诉讼这样新鲜的字眼儿仍是看似熟悉实则陌生,尤其是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常被混淆。本文将通过比较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区别,探求二者之间的关联,从而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内涵和发展状况,为相关制度的构建提供一些参考。

简介：在刑事诉讼中．举证权利是与举证责任相伴生的，目前的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都强调了举证责任．而未论及举证权利。举证权利属于控诉权、辩护权、审判权中的内容。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建立完备的举证权的制度。

简介：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各个诉讼阶段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当前主要存在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案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是不同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严格进行，只有前一诉讼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个诉讼活动，既不能跨越也不能颠倒。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案阶段为怀疑；在侦查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审查起诉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而在审判阶段的标准才能沿用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从总体上讲，自侦查机关到起诉机关最终至审判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应是越来越严格的递进关系。第二类观点认为，我国法律对刑事诉讼的三个诉讼阶段都明确的提出了刑事证明标准，并且三个标准基本表述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证明标准的掌握上基本是一致的，没有显著的区别。

简介：元朝统治者广泛地吸收不同的法律文化,以其独特的法律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治.元朝的刑事诉讼与我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相比较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时强调“唯蒙古至上”同时,广泛吸取“汉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北异制”,这种具有多元化的刑事法律制度,对维护元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