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佛陀创教,戒律以金口所宣,成为教团和合之内在基因。制戒十利标识了戒律制定之原由,略带头陀行色彩的苦修思想成为弥漫于僧团的普遍氛围。严持净戒,自求证果,是根本佛教时期的修行特征。然至佛陀灭度,因弟子赴各地传教之需求,一味之戒律有所改变,“小小戒可舍”成为戒律改革的先声。至部派佛教时期,各部律本产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大乘佛教兴起,与小乘各执其律,印度佛教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佛教初传中国,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责难在理论层面上便是伦理观念,而具体呈现出的实践层面便是可闻可见的戒律制度。印度戒律中许多戒条并不符合中土风俗,随后历代僧制的产生,律宗三家的成立,以及百丈清规的确立,皆是对印度戒律的变革,是依据当时僧团的实际理地而创制的。日本佛教自鉴真东渡而有戒法弘传。但至平安时代,最澄施行僧团戒律改革,弃舍小乘戒律,首次建立纯大乘菩萨圆顿戒,于戒法别具匠心。到缣仓佛教,有道元、日莲分别开展的单受菩萨戒传统,又有亲鸾所立“无戒之戒”的修行法门,突破了大乘圆顿戒传统。此后,日本佛教无戒之戒风行草偃,为教团与社会民众所接受。对印中日戒律观演变进行考察,其演绎流变乃是基于时代的选择与历史的必然。印中日佛教发展演进的历程所昭示的是佛教的应世性与圆融性,最大限度地适应本土社会现实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需求、时代精神将最终成为佛教戒律观演进的仲裁者。佛教与社会的和谐互动才是“正法久住”的根本基础。
简介:本文旨在研究政治效能感的内在机制及文化特异性,并探讨社会个体化在中西文化共生背景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本文首先就'个体化倾向'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建构出以'政治认知'为中介变量的模型,并对中西文化下的'政治认知'及其与'政治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次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关假设;最后对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N=10771)中的18~70岁的成年人样本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个体化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效能感'特别是'内政治效能感'产生影响,两种政治认知——'情理型政治认知'与'法权型政治认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政治参与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