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引言中国古代历史上很早就存在遗嘱类型的文书。在秦汉时期就有遗令的存在,也称为“先令”。早在汉朝的《户律》中可见“先令券书”。遗令是逝者临终前对后人的嘱咐、告诫、安排,包括对其身后事的一种交代,也有对生者未来期望的寄托。可以说,遗令所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到唐宋时,遗令渐渐演化成遗嘱,其内容范围越来越小,关于遗产继承的部分越来越主要,并逐渐被纳人国家管理。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同时宋朝的市民文化也十分繁盛。

简介：欧盟目前的风险管制类似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做法：一些有影响的精英人士和公共舆论对于社会风险特别敏感，经常质疑新技术的危害，却忽视其给人们带来的好处。美国在经历了与欧盟相似的公共危机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安全监管体系，公众对于政府防范风险能力的质疑逐渐减少。这是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和产业化在美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客观条件。相比之下，欧盟的体制建设仍处于进行之中。虽然预防原则可以给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护环境和公共安全暂时提供一顶有效的挡箭牌，但是面对转基因生物这样新科技产品，一味采取回避态度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通过建立和健全监管机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进步，这才是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简介：剩余价值理论向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因为将它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而对它进行道德的否定。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剩余价值向来是从一般与特殊两个方面的含义进行理解。对它进行全面、科学地道德认识，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善”的追求，尽管“恶”可能伴随追求的始终。

简介：一般认为,转化犯是轻罪向重罪的转化;那么理所当然,在转化犯中,转化以后的犯罪的法定刑应当高于转化之前的基础犯罪的法定刑,这样才能体现罪刑相当原则,否则,就无法实现刑法典采用罪的转化这一技术手段的目的.但是,作为转化犯的适例,我国现行刑法第333条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与其转化犯的相关条款的法定刑之间却存在极大的矛盾,为具体的法律适用带来了困难.

简介：对《著作权法》第４６条第７项的分析及修改建议周林在文化领域①，制售假冒产品的行为，一般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将他人的艺术精品，或“卖座”、“畅销”产品。加以仿制或盗印；一类是把自己“炮制”的东西，或把抄袭挪用东拼西凑他人的作品，假冒某知名作者署名，把...

简介：当前中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的学理解释有很多,笔者从法律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入手,认为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根源来自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双目标＂的矛盾性。要做好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必须从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独立性和问责制度建设入手,并修订我国中央银行法,给予公众最稳定的预期。

简介：歇后语是俗语的一种。纂辑于唐宋明清时期的《杂纂七种》中的歇后语，有许多属于法律范畴或与法律相关的内容，涉及到刑事法、民事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对应于现代法律部门的各色法律现象，反映了当时人对法律及其运行状况的体验和认识。歇后语中涉及法律事务的，多是“引子”，有时“注释”也涉法。歇后语反映当时社会的主流法律意识和观念倾向，尽管它对某些法律现象的反映有滞后性，个别歇后语也有不精确的情况存在。

简介：早期人民司法中的证据问题典型体现了人民司法的目的和特质。从证据类型来看,言词证据占据最大比例;就证明力而言,则书证的作用明显较高。言词证据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共产党对“群众意见”的重视;在民众的言词证据之外,共产党各级政权组织和农会、妇救会等团体的“证明材料”大量存在。这些材料在审判中所起的证明作用明显超过一般人的证言,体现了人民司法中群众看法必须在党的各类组织、公权力机关的监督下予以甄别采信的态度。财产纠纷中书证的证明力突出,则昭示了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实现对民众的规训。

简介：知识经济条件下，以凭借知识产权优势排除或限制竞争为核心特点的知识产权垄断在实践中的危害日益严重，迫切需要反垄断法予以规制。而产生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法，并无针对知识产权垄断的具体规则，世界各国普遍尝试通过延伸法律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方法，将已有反垄断规则适用于知识产权垄断。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遇到了严重的法律困惑和障碍。2007年8月我国颁布的《反垄断法》虽然规定知识产权垄断“应受”该法规制，但同样未能解决“如何”规制的问题。因此，知识产权垄断引发反垄断法制度创新需求，在反垄断法现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知识产权垄断法律控制制度，是解决实践中日益严重的知识产权垄断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反垄断法制度体系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拓展和丰富。

简介：“关系”是中国社会中最为普遍的话语之一，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与事务处理中最为常用且有效的资源。可以说，关系已成为中国人日常行动的逻辑。关系生命力之顽强，在中国扎根之深，以至于发展成能够在与正式制度的博弈中常常占据上风的“潜规则”，继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关系所具有的隐蔽性、私人性、易变性不断的侵蚀法律规则实施（尤其是司法过程）的透明性、普适性、稳定性，是我国法治秩序确立的一个深层阻碍。为此，需要从制度和观念两个层面入手，树立法律的权威，切断关系的作用路径，实现由对关系的特殊信任向对法治的普遍信任的转变。

简介：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法律定位分析系指对数据库保护的具体法律关系定位而言。在我国征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权利主体是谁，具体权利及权利内容如何，需要在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征信国家信用立法、管理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路径选择并给出具体设计。

简介：管理国家要求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官方舆论属于德治范畴。清流派清议代表了晚清官方舆论，它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儒家道德规范。清流派以实际行动在实践着他们一贯坚持的官方舆论(德治)与以大清律例为准绳办案(法治)二者并重的主张。其官方舆论披露了官吏营私这个吏治腐败的焦点问题，通过5个重大案例又反映出官方舆论在依法办案、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简介：刑事错案的生产机制，可被分解为两个关键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构造故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由于认知系统中的系统一的自发作用，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存在着普遍的认知偏差，主要有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这些认知偏差是导致刑事错案的直接诱因。第二个步骤是“证实（伪）故事”，在刑事错案中，侦查机关偏爱运用刑讯逼供手段来证实“犯罪故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这是“过度自信效应…‘展望理论效应”和“沉没成本效应”作用的结果。

简介：监察委办案规范的建立面临着转隶前纪委办案、检察机关办案两套存在明显冲突的规范的取舍、统一问题。根据两套规范在初查和立案是否统一,以及以谁为主统一,可以得到四个可能的方案。本文从监察调查权的性质、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方案的效率、改革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等方面论述了较优选项,即应当在初查和立案阶段以原检察机关办案规范为主进行统一,通过法律的有意留白和有限例外协调与纪委办案规范冲突的地方。在具体展开该方案时,不应对法律留白作形式性扩大解释,而应坚持原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调整,除非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明确特别规定。应当综合考虑冲突规则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寻找新的平衡点,建立监察办案规范。

简介：中国历史上的＂治外法权＂一词最初同时表达＂管辖外国人的法权＂之属地主义和＂治域之外的法权＂之属人主义两层意思。就属人主义的性质而言,1864年丁译《万国公法》所谓＂法行于疆外者＂的表述就表明领事裁判权是治外法权的一种,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将＂治外法权＂与＂extra-territorialrights＂相对应,就是这种观念的延续。而1905年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国际法学在引入＂领事裁判权＂概念的同时,却将＂治外法权＂概念硬性与＂exterritoriality＂相匹配,使得＂治外法权＂变成了与＂领事裁判权＂完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从而在中文语境里造成了混用和混乱。在1903年中外条约中已经出现外交＂特权与豁免＂语词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治外法权＂来表述近代语境下的外国在华司法管辖权问题,也许更为恰当。

简介：2014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8个试点城市进行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对建立多元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速裁试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了诉讼效率,得到参与试点的诉讼参与人的广泛认可。同时,问卷调查也显示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在案件适用范围、认罪程序、律师辩护、量刑协商等方面还存在缺陷。为此,未来的刑事速裁程序立法,在扩大速裁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的同时,还要构造对被指控人的认罪自愿性审查机制,建立规范的认罪控辩协商机制,制定速裁案件审理证据指引,等等。

简介：发达国家无法就后京都时期国际碳减排义务达成共识以及将其是否承担碳减排义务与我国捆绑一起的做法,违背了气候变化法的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其内含的证明责任转移规则,要求发达国家首先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减排义务;其安全价值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以保障气候安全,符合其风险社会基本的价值追求。此外,风险预防原则赋予我国完全可以根据能力决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以物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物证技术学所发挥的作用势必会越来越大。因此,高等院校必须重新审视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念,适时地调整教学方案和目的,建构以物证技术学为起点的自然科学与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大法学＂学科体系,以拓展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促进法学教育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简介：新监察制度是在反贪腐工作法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法治化不等同于法制化,而且法治具有多义性,确定的法治化的内涵不同,制度设计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新监察体制在整个国家侦查权体系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监察至上,二是监察、检察和警察之＂三察鼎立＂。笔者认为,新监察权应当采行三察鼎立模式,在保障监察权之权威、高效地行使的同时,体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本精神。为此,应当慎重设置留置权和调查权,使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能够在新监察制度的设计中得到体现。

简介：以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梳来检视当代中国的政治,它呈现出注重证成性、偏轻正当性的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的政治状况导致我国的法治发展同样陷入畸轻畸重的偏颇境地,体现在宪法领域就是：宪法浓重的纲领性影响宪法的有效规范性,宪法的富强精神突出、民主精神羸弱,宪法的发展追求事实上的实效性、忽视规范上的合宪性。失衡的政治导致法治的正当性基础弱化,体现在作为法律内容之权利的去政治化、立法体制的行政化以及司法解释的立法化。未来法治中国的建设发展应以证成性与正当性有机统一、基本均衡的政治作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