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为开发扶贫阶段,国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政策;21世纪的前十年为参与扶贫阶段,面对新的扶贫工作形势,党中央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主张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开发工作;2012年至今为精准扶贫阶段,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旨在找到“贫根”,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前期“大水漫灌”扶贫方式所导致的真正贫困群众得不到有效帮扶的问题,并从财政、制度和政策上不断给予支持。经过三个阶段的扶贫工作,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贫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逐步提高。当前,我国在推进扶贫事业发展时,还需对一些领域逐步完善提高:不断增强扶贫内生动力,有效落实精准扶贫政策,逐步建立健全扶贫体制机制。
简介:文化是否会像经济一样,形成全球文化,是当前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文化是可分的,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民族性较强的文化,一类是世界性较强的文化。民族性较强的文化具有保守性、排他性、渐变性和相对性等特点;世界性较强的文化具有流动性、全球性和速变性等特点。复兴中华文化,应正确处理保守与创新、引进与输出的关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仅要保守而且要创新民族性较强的文化,以维护作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以维护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不仅要大量引进世界性较强的国外先进文化,而且要积极主动地输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以促使东西文化取长补短,构建一种综合东西文化的长处、既不同于西方也有别于东方的一种新型的全球价值观、普遍伦理和行为规范,作为世界各国新的共识和准则。
简介:司马迁所述孔子"删诗"说很可能出自《鲁诗》。《史记》多采《鲁诗》说;《孔子世家》先述孔子"删诗"说,紧接着述《鲁诗》"四始"之义;《孔子世家》述孔子"删诗"说前后矛盾,都显示出孔子"删诗"说与《鲁诗》间的关联。据魏源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孔子"删诗"说源于《鲁诗》。司马迁不仅认为孔子"删诗",而且认为《诗经》的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毛诗》则认为是国史安排的,但《鲁诗》、《毛诗》的篇第绝大多数相同。由《仪礼》、《左传》、《国语》记载的典礼用乐看,《诗经》的篇次不是孔子排定的。汉儒说孔子安排了《诗经》的篇次,是为了便于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方面阐释。同样,说孔子"删诗",也是为了增加《诗经》的神圣性。在《诗》的经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加强其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把其与圣人联系起来。所以,到了汉代,儒生就认为《诗经》是孔子编选的,诗篇、诗次都包含着孔子关于治国理家的微言大义。
简介: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㈠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苟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
简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善恶的彼岸》以及同时期并未出版的笔记展示了尼采如何克服那种要么选择自然主义、要么选择自由论的单一可能性。(1)查拉图斯特拉关于超人的讲话并非教条或者一种命令,而是劝导和邀请——劝导和邀请人们去尝试更高的人性发展。(2)尼采利用他对同时期的生理科学的解读,发展出将人看作动态的身体—组织的构想。在这个构想中,他将自然主义的动机与一种超越实践联系起来。(3)人类物种的自然—文化—历史的发展,创造了意识的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个性通过审美可以得到验证。这种设计既不是由天性决定的,也不是出于道德需要,而是由一种"可能事物的规范性力量"引起的,而这个可能事物可以通过文化演练而实现。尼采是自由的政治人类学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