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群体里,海涛是位数得着的青年作家。他的小说往往不仅给人于一种质朴、清新乃至流畅之感,而且还往往唤起人们的一种深沉的反思。读他的小说,不管是从文字上还是从笔法上,你都感到是轻松的、自在的,往往是一口气读完一点都不觉得累,但若等你真正读完之后,你却就再不是那么轻松也再不是那么自在了;而这时候你感到的却是沉重,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沉重。于是,你就不得不掩卷沉思。在深沉的思索中,一种印象会渐渐泛起,而且越来越清晰:他永远在宣扬属于本民族的东西。对了,海涛是仫佬族。是这个民族优秀的一位小说家,他一次又一次地再现他
简介:<正>我国小说的民族化表现在哪些方面?李希凡在《从小说的艺术传统谈民族化问题》(《光明日报》83年6月9日)一文,通过对古典小说的分析,作了具体的阐述: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以至于艺术表现手法,首先烙印着每一民族特定历史精神生活的轨迹,它是在长期发展的艺术传统中逐渐培植形成的。我国小说创作中富有特点的白描手法是在我国说话艺术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如果说《水浒》以白描见长,那么《三国演义》,却以它的简洁的语言作传神的刻画,显示了它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特色。象它写古代战争场面,特别是通过战争场面来塑造作者笔下的那些英雄人物时,都没有用很多笔墨去描绘具体的战斗行动。如“温酒斩
简介:摘要中国的民族声乐是在继承了传统的中国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了很多传统戏曲的元素,比如民族语言的特点、表达形式以及民族风格等,才发展出了独具我国特色的民族声乐,到了当代,民族声乐又借鉴了很多西洋唱法中的优秀成果,比如气息、共鸣、等方法,从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现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但任何东西都需要不断的发展,尤其艺术更需要不断的发展、创新,否则只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淘汰。本文从说明我国当今民族声乐的发展现状入手,着重阐述了戏曲对民族声乐的影响,包括语言、韵味、情感和表演四个方面,所以我们只有在继续继承和发扬传统戏曲的优秀成果,兼蓄并收,才能取长补短,有所创造,使我们的民族声乐得到更大的发展。
简介:一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大炮将我们的国门轰开,逼着我们睁眼看世界,弄得“天朝上国”威风扫地!这种民族的屈辱已然成为永远的过去,如今,加入WTO,是我们自己把国门敞开,体体面面地迎接列强的到来。与一百六十年前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毕竟,国门敞开,“夷人”们就会进来。他们不是来做客,而是来和我们交手,和我们竞争。因此,WTO之于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各个方面都不得不做好应战的准备。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和意识形态,挑战性就更为强烈。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群雄争霸的世界里临风而立,首先得要文化上的坚实与卓立不群。历史上看,一个国家被别国所占领,军队和军用设施完全被摧垮了
简介:(一)广西是多民族地区,除汉族外,还有十一个少数民族。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广西约有四十四个民族民间曲种,其中少数民族约有21个,占全区曲种总数的47%弱。广西少数民族曲艺(或通称“说唱艺术”),一般地说有唱的,边说边唱的,似说似唱的三类,壮族曲艺品种最多,如“末伦”、“谈涯”、“十牙”(译音,又叫“甫牙”)、“堂煌”(译音,又叫“唐王调”)、“唱天”(译音,又叫“弹叮”)、“八音坐唱”(又叫“八音”或“八音鼓”)、“唱师”、“蜂鼓”(又称“横鼓”)等,形式灵活多样。瑶族的曲种“铃鼓”、“乐春鼓”、“叮咚隆”和“吉冬诺”(瑶族中的花蓝瑶族系叙事歌的说唱曲种);侗族的曲种“琵琶歌”(其中又分“嘎锦”体叙事琵琶长歌、“嘎常”体叙事长琵琶歌和“嘎常”体抒情琵琶歌三种)。
简介:词是配乐歌辞。词所配之乐主要是隋唐时期从边地、外域各民族传人的燕乐以及魏晋以来一直流行的清商乐,即是隋唐燕乐与中国本土音乐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词是一种融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文体。词之调名——词牌的命名就是在这一文化土壤的基础上产生的。最初词牌多出于词作本意,它与汉魏乐府命名相似,以所咏之事、物为题,陈呖《乐书》云:“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实而号之,非有深远难知之义也。”①所以,词牌多以相关人名、地名、风物、人情、音乐、舞蹈、语言等等为名。古典词牌多沿袭唐代,唐代以后有诸多增益和变化,并有许多词牌失去命名之本意,因而对古典音乐性文学——词的调名进行探源性研究,会发现其间所含的文化底蕴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对词这一文体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求古典词牌的少数民族文化意蕴。
简介: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呈僵化的析解。在文化理念上,长期以来我们遵循多元一体的观念,这是与主流文学学科同构的阐释,而多元共生则是突破既有规范和界限,对被挤压和放逐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兼容,这种文化立场并非是对于多元一体的摒弃,而恰恰是对其不足的弥补。因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对象的丰富复杂与层次性,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并存,且同样活跃,这需要方法上口头诗学与书面诗学的结合,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并进。这些是我们反思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区别于主流/经典文学学科的独特之处的起点,也是开拓其独特发展空间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