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对阿伦特(HannaArendt)政治思想的阐释中,不少学者较关注她具有鲜明政治哲学色彩的作品--《人的境况》,也有学者主张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出发去追溯阿伦特思想发展的轨迹,而阿伦特早期的传记作品《拉尔·凡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则很少被关注。在笔者看来,阿伦特于1930年开始写作的这部传记是理解其思想发展历程的重要一环,缺少它会造成对阿伦特解读的不完整。首先,阿伦特早年的研究重心是神学,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使她更多地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写于这一时期的《拉尔·凡哈根》一书正是她对现实的回应;①其次,无论是朋友还是阿伦特本人,都认为她与其笔下的拉尔的遭遇有诸多相似性;②更为重要的是,阿伦特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与她此后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将探讨的,即是阿伦特对浪漫主义的思考和批判及其背后的理论旨趣。
简介:海伦·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可被理解为两个版本。弱版本认为在科学实践中社会性因素必然地参与到知识论过程中。强版本则坚持一些社会性因素是科学实践中知识论过程的构成性成分。弱版本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强版本则引起许多争议。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论证上的鸿沟,而该鸿沟是学界质疑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的主要原因。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进路也存在着类似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生成理论对强版本具身进路的辩护策略可以被借用来处理批判语境主义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两种对应强弱版本鸿沟策略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意味着生成进路所提供的资源可为批判语境主义提供更好的辩护。
简介:存在主义是对个体存在状态及其成因进行探析的哲学流派,个体存在状态的异化是导致个体产生不合理信念与心理障碍的根源.要想解决心理障碍高发这一严重社会问题,需从修正个体的信念系统出发.时代状况影响个体的存在状态,个体存在状态是塑造个体信念系统的主要素材,为厘清个体信念系统的构成要素,需要对个体存在状态进行分解.基于对厌倦现象的梳理与挖掘,可以发现时代状况与个体存在状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揭示出存在状态对个体信念系统的型塑机理,以及信念系统与心理障碍发生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厌倦现象的分析,从存在主义视角出发,利用认知行为治疗的技术,可以揭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对个体信念系统进行修正与重塑的路径与方法.
简介:在当代英美道德哲学领域,"友谊"是各大流派的哲学家都关注的问题。当代学界普遍认同的真正的友谊是以对方自身为目的,因对方自身之故爱对方。既然友谊的本质是利他,人为何要在他人而非自己身上投入呢?这一问题在当代英美哲学界被表达为友谊的"正当性"问题。当代主流学界试图以"价值"回应该问题,但是却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当中,价值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哲学预设本身。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友谊理论为依据,托马斯主义以友谊活动本身的道德性为友谊正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比"价值论"更有说服力。由此,在当下重温阿奎那的友谊理论,对当代学界探讨友谊的"正当性"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简介:布兰顿的推理主义语义学是直接反对形式语义学分析中的表象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因此,他用实质推理取代了形式推理、把说话者的信念(断言)和表征内容视为语义分析的主要内容,并运用了语用学解释和语义学分析的方法。布兰顿希望表明,如果意向性状态是一种具有内容的意向性状态,那么,语义学就是对这种内容的研究.而语用学则是对具有这种内容的意向性状态、态度和言语行为的语力或意味的研究。另一方面,布兰顿考虑了表征的内容与推理的关系.他认为表征的内容只有通过推理才能被理解。因此,在他的整个推理主义的建构中,他所要发展的是一种对信念和表征性内容进行推理主义转换的强的推理主义:这种强的推理主义在技术上是基于替换原理和回指这两种关键的语义推理的方法之上的。
简介:《尼各马克伦理学》关于快乐之论述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对柏拉图《斐利布》中关于"混合快乐"与"纯粹快乐"这一划分的继承;二是运用"质形论"之灵魂论界定以及"潜能—实现"之物理学学说,对于《斐利布》之魂身关系所进行的修正与重释。而这两个前提共同说明了一点:要理解快乐在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中的位置,我们不能绕开《斐利布》之影响。正是通过对于《斐利布》的继承与阐发,亚里士多德得以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展开对于斯彪西波与欧多克索斯两种极端观点的批判,并且阐明从混合快乐向纯粹快乐,以及从自然品质向伦理品质的两层过渡,并最终指明快乐伴随并完善着实现活动。对于快乐与灵魂"理智部分"之实现活动之关联的进一步考察,则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判明《尼各马克伦理学》与《斐利布》同属一个阵营——唯有理智与快乐之混合才造就属人之善好生活。
简介:哈佛大学档案馆收藏有哈佛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这些通信揭示出,在“双百”方针出台后,中国哲学界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唯心主义的宣传自由、唯心主义课程的设置和唯心主义含义的界定等问题,不仅在国内哲学界得到讨论,而且引起了一些国外哲学家的注意。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即使在意识形态对峙的国际环境下,哲学家之间的跨国交流还是可以取得一些共识的——例如,霍金对于陆定一所说的“百家争鸣”原则持认可的态度。霍金和潘梓年、金岳霖就不同哲学立场之间达成互相理解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当然,双方在书信交流中存在一些隔阂.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虽然有这些不足,但他们的通信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关哲学家之间的一个民间交流渠道,这对于促进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