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书圣王羲之系东晋贵族,自幼从师汝阴太守孝矩妻卫茂漪卫夫人学写字。及;长,工正书、章草,笔势隽秀,妙得其法。一天,王羲之正临池苦学,其七子献之扑案观摹,见父亲运笔劲健,但字体恰若残梗。献之忽有所得,皱着眉头对父亲说:'章草未能宏逸,大人宜变体。'一语道出、了章草太呆板枯涩,缺少气势和美感,应该改革一下。王羲之听后细细思考,对章草反复琢磨,觉得'交体'一说,实有道理,连连点头赞赏。王羲之又想到过去学卫夫人的书法,夫人的字,功力虽好,但很保守,难于尽情发挥,剔去俗套,这是进了死胡同。从此,王羲之决心改学钟繇、张芝的八法。钟繇,人称钟太傅,三国魏大臣,精于书法各体,善从民间
简介:<正>引书异文,是指某一古书因引用原书所保存下来的而又与原书有异的书面语言材料。众所周知,司马迁在创作《史记》这部历史巨著时,曾引用过大量的先秦历史文献,如《尚书》、《周易》、《诗经》、《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引用这些历史文献,尤其是象《尚书》这样诘诎聱牙的上古文献,既要忠实于历史原貌,又要能让当时及后人庶几可读。这就需要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作某些改动,以消除时代所造成的语言隔阂,于是就形成了《尚书》引书异文。清人王引之说:“汉人用经,改变者多矣。”(《经义述闻》卷七)似乎是汉人积习,其实乃时代使然。黄季刚先生说:“时代有浇淳,则文字有深浅。汉之于周楚,犹唐宋之于汉魏也。故凡后之引古者多改今语,以便通晓。”(《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史记》引书异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反映了这种时代变化对语言的影响,为我们研究汉代语言以及上古和汉代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史记》引用《尚书》等上古经典,从孔安国,采用古文经,自成一家,与今文说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鼎立而三。因此,《史记》引书异文对于此三家的比较研究以及上古经典版本源流异同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
简介:本文搜集唐宋时期编写的蒙学书,对其书名、卷数、作者、写作年代做了考证,以时代分,中唐1种,晚唐7种,五代1种,北宋15种,南宋63种。从数量看,宋约为唐的十倍,南宋是北宋的四倍多,质量也是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唐宋时期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群在不断增加。更具体说,初、盛唐接受启蒙教育的人数甚少,中、晚唐有所增加,北宋比唐多,南宋增幅最大。由此出发,重新审视唐宋历史,有两点新的认识。其一,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历来传为美谈,其实,在它的辉煌背后,存在着苍白的一面。从初唐、盛唐没有编写一部启蒙书看,它是不关心广大庶民的教育的,再结合这一时期较高层次教育存在的严重缺陷,必然影响到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制约之后的发展。其二,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全面衰退,昔日辉煌,不再重现。为什么?以往,人们多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安史之乱。合理吗?金宋战争延续的时间更长、涉及地域更广,但南宋中兴了,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它与北宋同登华夏文化的最高峰。个中原因与宋比唐更关注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唐代的国民素质不如宋代有密切关系。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也应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简介:一、蒙古先民之服饰及其与周边民族服饰之关系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蒙古人——室韦人——达怛人(鞑靼人)。《旧唐书》称其为“蒙兀室韦”。在突厥、回鹘统治时期(公元7-9世纪),蒙兀室韦还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这时期的蒙古部落主要活动在今大兴安岭地区的深山密林中,主要从事渔猎业和牲畜饲养业等,经济活动具有游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受其自然条件的限制,居住方式为“巢居”、“穴居”等。其服饰也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紧密相关:以皮服为主。“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男女悉衣白鹿皮襦祷”,“食肉衣皮……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