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4年12月6日，由北京方圆众合教育主办的“依法治国与法律职业准入制度”高峰论坛在京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前专职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玉忠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法论坛》主编王人博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向泽选研究员等主讲嘉宾，以及来自法学界实务界代表，众合教育的学员近400人出席，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制度规定上对我们目前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优点和不足进行了探讨，并展望了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如何更好的完善目前的准入制度。

简介：制定1979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是＂文革＂后恢复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措施。彭真直接领导了这部法律的制定工作,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草案和说明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领导体制、检察权的范围以及检察机关的工作原则等重大事项,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实际是1982年宪法确立检察机关的基础,是新时期我国检察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源泉。

简介：盗律是《大清律例》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盗行为发生的时间与空间,常是决定定罪与量刑的重要因素,其影响着盗行为的恶劣程度——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以及盗行为对被害人、社会公众产生的身心损害程度等。此处古今＂刑法＂之异同,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的某些重要的扞格与暗合。

简介：2014年5月1日实施的我国第三次修改后的《商标法》率先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正当性，可以从惩罚性赔偿蕴合的人文精神和制度理性两个角度，通过考察该制度“强化过错责任”、“体现谦抑性、恢复性的司法理念”，并借助威慑理论、矫正正义等经典理论工具加以理解。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构建，关键在于规范设计的科学与合理，以主观恶性和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确定赔偿倍数，同时应与补偿性损害赔偿、法定赔偿、刑事损害赔偿与罚金、民事罚款、行政罚款等相关制度加以协调与衔接。

简介：从宗教信仰发展出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文化体系形成的主要路径。而我国古代法始终以“刑”为核心内容，从而导致法的社会职能单一、地位低下；同时，汉代以后儒家将礼与法相结合，过分强调礼的作用，法沦为礼的纯粹工具。以上因素共同导致法律仅被视为社会管理和统治的手段，因而未能在人们心中形成真正的法律信仰，这也是我国未能形成法治文化的关键因素。在构建当代法治文化体系时，应该更加强调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并对其内涵进行符合现代性的扩展与解读。

简介：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愈来愈多的人权义务这一客观事实对企业海外投资具有直接影响。企业不履行东道国和相关国际条约的人权义务可能遭致的投资失败是企业进行海外投资遭遇到的一项重要风险。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利用人权话语来阻碍他国在其关键行业的投资活动。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需要充分履行尊重东道国政治权利行使与表达、尊重劳工权利、尊重环境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尊重东道国文化权利等方面的义务。中国企业要想增强反对人权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和能力,就要大幅度提高关键投资领域的人权意识;警惕西方发达国家的双重人权标准;在海外投资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和员工发生冲突与争议时,需要强化侵犯人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

简介：欧盟目前的风险管制类似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做法：一些有影响的精英人士和公共舆论对于社会风险特别敏感，经常质疑新技术的危害，却忽视其给人们带来的好处。美国在经历了与欧盟相似的公共危机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安全监管体系，公众对于政府防范风险能力的质疑逐渐减少。这是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和产业化在美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客观条件。相比之下，欧盟的体制建设仍处于进行之中。虽然预防原则可以给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护环境和公共安全暂时提供一顶有效的挡箭牌，但是面对转基因生物这样新科技产品，一味采取回避态度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通过建立和健全监管机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进步，这才是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简介：抽象危险犯适应现代社会风险管控的要求,成为刑罚权扩张的手段,但这可能带来过度干涉个人自由的后果。对此刑法理论提出抽象危险的实质判断论,主张以现实的危险状态存否作为抽象危险的认定标准。传统的实质判断论仅从一元的角度,对立法依据上的危险与司法依据上的危险作对立的考察,难以满足抽象危险实质判断的要求,二元的实质判断论认为应当在立法与司法互动关系的视角下对抽象危险进行判断。

简介：美国和欧盟的反垄断法体系虽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之模板，但也产生了反垄断法制度是否适合所有规模经济体情况的问题。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小经济体因为更容易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故需要在反垄断法的并购控制、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等方面进行制度调整。但是，小经济体本身的多样性和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却对反垄断法本身是否应当得到适用这一前提提出了挑战。在澳门这样一个开放型的小经济体中，尽管引入竞争促使其博彩业得以快速发展，消解了之前市场的垄断格局，但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使得博彩业不断扩张，吸引了包括劳动力、土地在内的稀缺资源进入到博彩业中，导致产业单一化问题恶化，严重威胁到澳门经济的安全。对此情况，反垄断法理论体系往往只考虑到开放竞争对于产业内垄断的抑制，而对产业间资源分配所导致的结果却没有考虑，使得反垄断法制度本身并不能处理由此所产生的经济安全问题。在反垄断法与其他社会政策发生冲突时，对经济安全的确保具有基础性作用，必然会排斥反垄断法的适用。

简介：我国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核准之后，必须在7日之内交付执行。死刑执行作为罪犯生与死之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法律设置的交付执行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保障司法机关纠错，也未给予死刑案件被告人充分的救济时间，是引发冤假错案发生的因素之一。本文从分析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立法理念入手，着重分析了现行法律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延长死刑判决交付执行时间和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的建议。

简介：比较法作为一门学科，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的最初使命是比较欧洲各国的立法和法律制度，进而为欧洲各民族国家自己的立法提供参考和借鉴，之后发展到对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甚至法律思想的比较，特别是欧洲内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比较法视角可以称为比较法的西方意义。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所谓比较法，重要的不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而是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比较，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比较。比较法的西方范式同样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比较法研究。比较法的中国意义在于立足文明转型的宏观视野，为中国的法律现代化道路指引方向与路标。因此，中国学者应当尝试建立起比较法的中国范式。

简介：与中国股份公司单一股份类型不同，域外股份公司（公众公司）在股份类型上样态丰富。这种多元化股东权利配置模式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立法上看，域外的相关规范表述不尽相同，但从内在机理上说，其实现机制都是通过多种形式的权利或利益交换。交换的效果将通过股东权利结构的统一或分离、权利行使的优先或劣后、权利计量的放大或限缩、权利内容的增加或减少加以体现。中国股份公司对于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有着紧迫的制度需求，公司立法应当修改妨碍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的强行性规范，引入类别权利等核心概念，并通过多层次立法为股份公司直接进行股东权利多元化配置提供规范路径。

简介：“法治中国”概念之深层问题的合理澄清和理论的内在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平台和分析框架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多元现代性不仅能包容和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价值纷争．而且能为不同文明背景下现代性的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的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内在诸多因素的持续互动提供结构上的理论分析模型．其理论潜力使之有可能成为一个合适的理论平台和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从现实的学术语境来看，目前法学界法治的中国话语之兴起。其提供的二元对立框架并不足以回应“法治中国”的深层问题或作为合适的分析框架。由此．法治中国需要在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下．走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法治论辩框架。

简介：随着网络社会的代际发展,赌博活动蔓延到网络空间,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借助网络空间的技术特性突破物理上的时空范围,呈现出全新的犯罪态势,给现有的刑事法律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基于近年来100个开设赌场犯罪案例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面对网络开设赌场犯罪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和全新犯罪特征,我国当前的刑事法律准备明显不足,立法仓促修正,司法解释错位失衡。树立正确的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制裁思路,通过对定性和定量标准的重新解释进一步释放司法能量,重视推进国际司法合作,是完善我国网络开设赌场犯罪制裁路径的合理选择。

简介：既有的检察权与审判权关系理论存在诸多的不周延性,因此应该突破传统用司法理论分析检察权与审判权关系的思维模式,结合司法运行过程中检察权与审判权的运作,对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呈现结构复杂、层次多样的样态,应关注检察权与审判权融合共生的一面,重视检察权在司法运行中的作用。

简介：《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引发了“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范围和时际疑问，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它们具体表现为对条约解释关联性变量和时间点变量的不同做法，关联性变量涉及自体解释与系统解释，而时间点变量则包含原始解释与演化解释。这些条约解释方法在实践中都得到了运用，其中系统解释和演化解释由于各有其适用的现实基础、原因或条件，所以日益成为当今条约解释的重要方法，而系统解释尤其会成为条约解释的一种趋势，但它们在实践适用都还存在一些疑问和不确定性，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这两种方法虽然整体上并行不悖，但通过《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简介：11月12日，由中国法学会指导，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海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重庆等111个省（区、市）法学会联合主办，重庆市法学会承办，以“地方法治建设问题研究”为主题的第十届“泛珠三角合作与发展法治论坛”在重庆举行，我省11位代表参会。

简介：物权法建立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尤其是以所有权为核心概念的逻辑体系,但事实上,所有权并非天衣无缝的逻辑起点,亦非坚不可摧的话语基石,而是人类理性下的拟制产物或制度事实,是特定历史时期所有制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它以法律的话语来承认或确立现实的经济关系,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的经济关系上,才能真正理解所有权及其社会功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经济原则下,应当肯定和确立＂公的所有权＂,它区别于私的所有权。因此,应当遵循目的原则与功能原则重新设计物权法的所有权制度,尊重中国现实的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确立公的所有权制度,以期正确引导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能一味追求法人话语下的单一＂私有化＂。

简介：法治的观念来自于这样的政治理想：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法律制度是充分自主并且至高无上的，政治生活的根本权威标准是（且仅仅是）法律。然而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法律是充分自主并且高高在上的，它的规范性来源又是什么？法律是人为创造的，法律本身无法独立于那个创造法律的意志，并且进一步，它也不应该高于这个意志。众所周知，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法哲学界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分野。

简介：一在中国百年共和的宪政史上,民国最初十年间的国会制宪与议会政治实践是极具象征意义而同时又被有意无意化约处理的。其象征意义在于,民初十年,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存续期间(1913—1925年)是赓续晚清以“开国会”为标榜的立宪运动以来,以“主权在民”[1]为政治合法性叙事的制度化尝试,同时亦是因其议会政治失败而下启国民革命与党国体制的内因,故而,在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此一历史阶段与制度建构便成为“议会政治不适合中国”之注脚;而其被有意无意化约处理之原因,则大致在于适应后来革命叙事之需要,尤其是此一阶段与北洋军事集团政府统治相重叠,以阶级立场标示进步反动,进而以后世框架重塑历史,有意无意乃至蓄意无视其可能存在的积极因素,而呈现为缺乏内在逻辑与联系的制度遗迹,无法予人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