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导致其公正观有所差异,但中西公正观都与当代医学公正伦理的基本精神相一致,都是处理当代医学公正问题的理论基础。当然,中西公正观是分别蕴含在以各自特有的概念系统构筑成的整个伦理体系之中的,两者的基本特征是有差异的。中国文化的公正诉求是以美德为中心的个人正义,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架构。西方公正观则强调德性和制度,完美的德性赋予人以善和正直,因而人人都拥有公正之完美德性,分配行为和交往行为都互利互惠,如此必然形成公正的社会秩序,使公正得以真正实现。讨论中西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公正观在医疗资源分配上的表现,在当下应该聚焦于这样一个基本视角:医学公正是一个社会最基本、最低限度的道德,也是最重要的道德。医学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是卫生保健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是医疗秩序的最低标准和必要条件。合理安排医学公正制度,有利于消弭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减少医疗纠纷,增进社会和谐。
简介: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采用智力和人格内隐观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6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如下:(1)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大学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仅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2)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组合类型,采用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对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将大学生的内隐观划分为四种类型:智力/人格固存观型、智力/人格内隐观适中型、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四类大学生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除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与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外,四类大学生在人格内隐观上的得分也两两差异显著。(3)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而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低于其他三类大学生;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
简介:在儿童非治疗性医学试验中,充斥着知情同意不完全。尊重儿童作为潜在人类尊严的道德律令要求允许儿童参与试验的同意决定。与此同时,由于儿童自身不具备完全行事能力,基于“最佳利益”将代理权让渡其父母或监护人。而为了确保代理同意和试验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需伦理机构介入审核,以起到维护“公共健康”的作用。由此构造出“知情同意’’的条件及其判定的“儿童一代理人一伦理审查机构”的权力三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