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由于现实中我国金融市场的“全国性”与法院组织的“地方性”这两者之间存在固有的体制冲突，因此人们期待以“去地方化”为目标之一的司法改革方案能够有效提升金融市场的司法环境。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对于金融市场法律争议案件的处理，地方法院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并非简单地用“地方保护主义”和“反对保护主义”就可以完全概括。实证资料表明，除了纠正地方法院的不当司法行为之外，最高法院同时也经常性扮演了地方法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而地方法院较之最高法院则会有更强的内在激励去能动地扮演金融市场法律规则“供给者”的角色。由此，可能引致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带有更多行政化色彩的司法改革方案能否有效回应金融市场制度需求这一值得深思的问题。

简介：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经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笔者更为关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条件相似的东方国家,日本和中国对西方法治经验的理解、领会有何差异?尤其是20世纪初兴起的西方社会法学,对日本和中国而言都是新生事物;但在法律现代化方面积累不同的中日两国,对其理解也并非完全一致。由于笔者不谙日文,尽管经由专业人士帮助,仍无法克服学力限制。故仅能以20世纪20年代被译为中文的两本日本社会法学著作为样本,作挂一漏万的初步比较和感悟,以就教于方家。

简介：活法理论是奥地利法学家尤根·埃利希法律社会学思想的根基。活法来源于社会本身，它是社会联合体的内部秩序。国家法只是整体的法的一部分，它无法涵盖所有的法律。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制定法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事实本身，提倡法官的“自由发现运动”，注重司法解释、法官的司法经验及社会惯例，并赋予其基于社会发现与法律事实的自由裁量权，使国家法与活法实现良性互动，对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及司法进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简介：可撤销的法律行为这一范畴中所对应的各种意思表示瑕疵类型,各有其特殊性,不应该设立统一的法律规则。中国法上如果针对意思表示错误（重大误解）的规范模式,更多地采取意思主义的进路,就应该限制相关撤销权的存续期间,要求表意人立即撤销其意思表示。如果立法层面上给予撤销权的行使以特定的除斥期间,相关期限也不宜过长,并且其起算点应该采取客观标准,从意思表示作出之日起开始起算。

简介：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度是宪法、立法法的重要制度,之前立法法仅对授权立法有明确规定。为解决在上海自贸区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法律障碍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法律进行修改。此次授权成为了上海自贸区的一大改革亮点。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修改立法法设立了新的权力机关授权类型——授权修法。对授权修法的内容、目的、程序方面进行了探讨,并认为：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不应成为授权修法的内容;被授权主体的范围应明确为国务院等。

简介：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广告法律规制始终以严厉打击虚假违法广告作为基本的行动逻辑。基于中国药品市场的数据分析却表明，高压式的广告法律规制思路造成了医药行业严重的效率流失，带来了创新匮乏、价格高涨、质量低下、竞争不足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当前制约中国广告法律规制效果的三大因素是失衡的广告立法、垄断的医药市场以及随意的政府权力运作。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纠正过去目标和方向上的错误，将广告法律规制的重心转向激励制药企业更多地进行广告投入，通过提高声誉的市场回报来确保广告信息的真实性，有助于改善中国市场的信息效率和治理水平。

简介：一、引言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1]从家出发,古代中国构造出伦理本位的社会。瞿同祖先生论述到:我们可以说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理论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的基础,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简介：大数据技术中蕴藏着巨大价值,将引起思维范式和产业运作方式等多方面变革。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为司法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保护及证据规则仍有待司法实践的探索,以在法律制度和规则尚不明晰和系统的变革时期,积极发挥司法能动性,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新的秩序的建立贡献司法智慧和司法经验。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在提升司法能力、提高司法公正、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促进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良性互动等方面可对司法起到辅助支撑作用。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与机遇,司法对法学教育提出了进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