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传统理论依赖于将外国法归属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定性来确定涉外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的责任划分,但在比较研究中忽略了各国在诉讼模式等制度背景上的重要差异和在裁判方法上异曲同工的原理。而我国诉讼模式正处于转型和不确定状态,由于缺乏基本裁判思维和方法训练所导致的对事实与法律之间逻辑关系的普遍误解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很具有典型性。从裁判技术角度来看,国际私法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外国法究竟属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主要是一种概念争议,甚至争议各方已忘记了问题的出发点——各国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是如何配置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和权限的？从这个功能视角出发,在概念上看似迥异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之定性或归类,在特定诉讼模式之中如果按照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相应的逻辑和规则进行调查,并不会导致查明义务主体的重大差异。因此,中国对于外国法查明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应停留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符号之争,而应当置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民事诉讼模式对法官-当事人权限配置关系这一特定的制度语境下,以＂外国法＂为对象,以＂查明＂为目标,对现行外国法查明的具体制度进行功能性考量,探索其适用规范。

简介：为贯彻落实中央对法学会工作的指示精神，研究探讨在新形势下加强地方法学会建设问题，中国法学会于今年6月上旬在大连召开了加强地方法学会建设工作会议，广东省法学会会长王骏等同志出席了本次会议。

简介：H·L·A哈特（Herbert．L．A．Hart），战后西方久负盛名的著名法学家之一。他以五十年代和富勒的学术论战始为世人注目，于六十年代成熟其理论，发表代表作《法律概念》一书，开新分析法学派先河而蜚声西方法学领域。①哈特生于1907年，1929年获牛津大学古代史和哲学学位。毕业后，他致力于法学研究。1932年取得律师资格。之后，他连续八年担任英衡平法院出庭律师。

简介：<正>法律文献的考订,是研究我国古代法制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然而,封建时代的文人学士大多轻视法律之学。早年,我国著名法学家沈家本(1840—1913)就尖锐指出了这个痼疾的存在,他说:“世皆懵暗,自古己非,积习相仍,于今为而。”(寄簃文存,元史新编跋》)他还举例说,

简介：法律意识形态既是意识形态体系的一个分支，又是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范畴，目前理论界对于法律意识形态的认知主要从本体论的层面展开，[1]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探讨该问题在理论界尚属空白。本文尝试以批判的方法论替换本体研究的视野，分析法律意识形态在分析总体性意识形态批判前提发生历史性转换的条件下，法律意识形态批判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由此揭示法律意识形态批判系统的生成，进而密切法律意识形态批判与法治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

简介：<正>本书是纪念厦门大学校庆七十周年隆重推出的《南强丛书》之一,近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朱崇实,曾留学南斯拉夫,获法学博士学位,颇谙中南两国的法学与经济学理论知识和实践问题,并积累了大量翔实的最新资料。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法律比较研究和经济分析这三个层次的方法,不仅建构了独特的、具有严密逻辑联系的基本框架,而且能够开拓思路,使自己的新颖观

简介：基于合同类纠纷在商事审判中所雄居的绝对＂霸主＂地位,合同效力判断问题应然成为商事实务法官之＂第一要务＂,其中尤以违法合同效力判断者为甚。《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的面世,虽尽显其尊崇私法之理念价值,然囿于其理论上的可责难性与逻辑上的强悖论性,难以真正有益于司法实务,由其衍生的＂效力性规范＂标准难以扛担违法合同效力判断之要职。相关标准之重构势在必然。本文在对《合同法解释（二）》第14条进行学理检视和实证检讨的基础上,主张将＂社会公共利益＂即＂公序良俗＂之违反作为违法合同效力判断之终极标准。进而立足于裁判视域,从主、客观两个层面,为实务法官认知和判别＂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方法补给和制度保障。本文倡扬,以＂双方违法判别法＂为基本进路,佐之以必要的程序规制,有益于＂公序良俗＂之正确发现。

简介：2017年,我国正式对商业方法创新中的技术方案给予专利保护,对商业方法的审查方法还有待明确和完善。从道富银行案确立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开始,美国已经有20年的商业方法发明专利审查与司法审判经验。从最初的'实用的、具体的及有形的结果'标准发展为'机器或转换'标准,但这些标准在适用过程中也表现出争议与不足。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Alice案中明确适用'两步测试法'作为可专利性审查的具体标准。美国专利商标局在此方法基础上将可专利性的审查标准进行统一,并发布了新的审查指南用于指导审查实务。美国商业方法专利审查方法的发展演变及规则适用对我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借鉴美国的审查实践,我国应尽快完善商业方法专利的审查标准;在法律适用机制上,我国应加大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以及法院与专利审查部门之间的互补。

简介：<正>自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国门,西方,一度几乎成为外面的世界的代名词。迫于无奈,国人开始研究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继而“西学东渐”。其中最早令法学界耳目一新的是严复等人所译西方政治法律名著。此后许多学者热衷于西方法律文化的研究,甚至有人过于专注地将西方法律直接等同于外国法律。相比之下,对有着和中国同样辉煌的古代文明的东方诸国的法律,却少有人问津。由此也失去了应有的比较和借鉴。

简介：以《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为例，探讨研究者如何从类型学的角度比较中西法律文化，指出其成功之处在于揭示了两种文化的类型特征，局限在于忽略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为完善这些类型提供了思路；接着指出研究者在寻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联系时所怀有的是一种理解与沟通的心态，并对其观点和论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最后清理了研究者运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会通中西法律文化的思路，从中探寻研究者从激进主义向文化守成主义转变的现象和原因。

简介：法律与社会运动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它植根于社会运动的理论谱系，聚焦于法律过程的相关主题，彰显了法律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交融。从古典的情感崩溃理论到时兴的法律动员框架，法律与社会运动研究呈现出“典范迁移”的时代性征。深入研究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简介：在克隆人的宪法争议中，人性尊严常常是反对克隆人技术的论者所采用的抗辩事由。由于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给解释者留下足够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它的具体涵义为何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传统宪法解释理论缺乏事实面向，在这一争议上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需要反思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在维护宪法文本的前提下，进行后果考量，以结果取向的解释方法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

简介：2006年9月13日至14日，中国法学会在沈阳召开“全国地方法学会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陈冀平代表中央政法委作了重要讲话。中国法学会韩杼滨会长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罗镇副会长作了工作报告，刘常务副会长作了总结讲话，我省法学会副会长陈勇、柯元伟参加会议，陈勇副会长代表福建省法学会介绍了我省地方法学会建设工作经验。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已逾十年，在确定宣告刑的量刑方法上，经历了从“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向“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结合定量分析”转变的过程，本文在介绍这一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着重通过分析“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量刑方法存在的弊端来论证“以定性分析为基础，结合定量分析”量刑方法的合理性，认为后者是在尊重刑法规定的基础上对量刑活动的归纳、总结，同时结合具体案例对该原则的细化进行了论述。

简介：试析国际争端解决中的非法律性第三方介入方法叶兴平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国际社会里国与国之间争端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争端各方和国际社会采取何种态度或方法去解决这些争端，以使它们不至于升格为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武装冲突乃至战争。在长期实践中...

简介：疑难案件超出了法律规范的涵摄范围，对它的处理不仅需要法律发现、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还需要一种“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思维方式。法律修辞是在其他法律方法的基础上，依照法律体系的规范性和案件的具体语境对当事人等进行的劝导和论辩。它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单一性，通过修辞上的“谋篇布局”着眼于对各方当事人的说服。所以，法律修辞是运用法治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修辞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众所周知,詹宁斯与戴雪在对宪法惯例性质的认识上存在根本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深深植根于他们所持的截然不同的宪法学研究方法中的。本文认为过份局限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正是阻碍上述二人对宪法惯例的性质形成正确认识的主要原因。本文在对宪法惯例的性质提出自己看法的基础上,也对当下中国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化的倾向进行了初步反思。

简介：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对民主社会这三大信条进行了严词批驳。在他看来,自由是有秩序的自由,平等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而博爱则是一种与自由社会不相容的价值。穆勒式的自我防卫自由观太过简化,可能物极必反走向奴役;自由依赖于合理的强制,过分地取消对自由的限制不是促进自由,而是扼杀自由;自由只具有工具性价值,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平等的实际意义只是法律之下的平等。这种平等要求法本身是正义的。如果法律没有超验的权威,那么法治就是一句空话,自由也无法得到保障。博爱不容于自由,穆勒的观点在人性观、历史观、实践上都是错误的。斯蒂芬并非崇拜权力的威权主义,其保守主义立场也不是因循守旧的代名词。作为刑法学者,斯蒂芬的理论值得中国刑法学界倾听,它可以让我们反思犯罪论中法益理论和刑罚论中的人道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人造的体系都是有缺陷的,理论的不完美是必然的,总有一些知识在体系之外。

简介：滋贺秀三和黄宗智教授围绕清代州县审断问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2]打破了中国法律史学界的研究格局,这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上,也反映在问题意识上。以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侧重通史,现已逐渐开始向“具体问题”转移;在研究材料方面,也逐渐从以典章转向档案材料为基础;在表述层面,以一定的理论基础展开的宏大叙事研究,也逐渐让位于“把事情说清楚”的具体论述。

简介：《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引发了“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范围和时际疑问，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它们具体表现为对条约解释关联性变量和时间点变量的不同做法，关联性变量涉及自体解释与系统解释，而时间点变量则包含原始解释与演化解释。这些条约解释方法在实践中都得到了运用，其中系统解释和演化解释由于各有其适用的现实基础、原因或条件，所以日益成为当今条约解释的重要方法，而系统解释尤其会成为条约解释的一种趋势，但它们在实践适用都还存在一些疑问和不确定性，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这两种方法虽然整体上并行不悖，但通过《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c）项，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