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控权-服务”论是新形势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所在，“控权”是基础和手段，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形”；“服务”是目的与归宿，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魂”。从应然的角度看，当前我国正朝着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稳步前进，而从实然的角度看，依然存在诸多的难点与困境。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需要从法律体系与政府建设层面出发，坚持立法先行、监督执法、严格司法，并增强法治意识、培育法治文化，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体制机制，规范权力运行、加强权力监督，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强化领导者法治权威。

简介：婚姻家庭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亲属身份性是婚姻家庭法调整的亲属关系的共同特征,身份性是婚姻家庭法的灵魂。我国现行亲属身份权民事立法的伦理性有待强化,设计体系有待完善,立法内容有待健全,因此,在民法典视域下,需要在统一法律体系的前提下,重新厘定亲属身份权,以配偶权、亲权、亲属权三类亲属身份权为主线,重塑亲属身份权制度。

简介：编辑同志：小学生李某在某儿童绘画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某杂志社闻讯后即来信表示，将出一期儿童作品专刊，希望李某能寄来几幅作品供他们挑选。李某的父亲给杂志社寄去了三幅作品。

简介：《美国宪法》征收条款自1791年生效以来,纵然只有简短的几十个单词,但美国法院却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类征收案件,应用管制性征收制度较好地实现了政府权力与私人财产权的衡平。我国与征收有关的法律规定虽多,拒不搬迁、上访、当众喊冤、围堵政府与法院等恶性事件却呈现高发态势,值得我们深思。应当借鉴美国经验,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把对财产权施加的限制和负担行为界定为征收,并设立以“不当行为”为中心的管制性征收标准,尽快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因总体城市规划、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城镇化等所引发的征收问题,切实保护私人财产权,适当限制政府权力。

简介：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对人管辖权不仅应当包括仲裁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还应当包括主体的主观同意。但近年来，ICSID为扩张其管辖权，不论是主体资格还是主观同意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即附加便利机制和无默契仲裁。各缔约国在确定对人管辑权的认定因素时，能借由对人管辖权的扩张来放大CSID的管辖权，同时，应当注意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的“同意”方式。

简介：未成年人父母被撤销监护权后，如何妥善安置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更为重要。我国的法律传统和民众意愿均呼唤政府在未成年人监护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目前，国家公权力逐步介入未成年人监护领域，是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域外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因此，有必要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中的责任，探索与建立撤销监护权后常态持久的后续关怀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简介：为保护具有世界声誉的杂技艺术，我国《著作权法》将“杂技艺术作品”作为作品的一类，并在第三次《著作权法》修改过程中将其定义补充完善。然而，“杂技艺术作品”的规定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因此，探究“杂技艺术作品”规定的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根据著作权法基本理论探究可以发现，“杂技艺术作品”的规定并无必要，同时，“杂技艺术作品”规定十余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充分发挥保护我国具有世界声誉的杂技艺术的作用。因此，应当删除“杂技艺术作品”的规定，同时，扩大关于表演者的范围，用表演者权保护杂技、魔术、马戏的表演者，从而在著作权法意义上为其提供合理的保护。

简介：目前,我国国家政策已经认可并支持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这彰显了我国农地产权的逐渐完善和发展,可以弥补“两权分置”的不足,也为我国未来农地产权改革指明方向。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角度看,“三权分置”的农地产权改革的本质是产权的界定与细化,是渐进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农地产权改革仍面临诸多问题,如政策与法律规定存在冲突,产权界定较为模糊,产权缺乏维护与监管配套制度等。下一步,农地产权改革重点应放在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界定和细化农地产权,建立健全农地产权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

简介：当下中国，国税总局实质上垄断了税务行政领域税法规范的解释权。这一现象既不符合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也难以摆脱社会各界对国税总局“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的体制质疑。然而，通过对税收法定原则和功能适当原则分析可知，国税总局解释权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而且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纵然如此，对国税总局解释权的行使仍应保持足够的警惕，限制其滥权为恶的可能，促使其保持解释的合法性限度。要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将纳税人主义厘定为国税总局解释税法的基础立场。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可以解释性文件制定为主线，通过正当程序的设定，敦促国税总局解释权的正当行使；另一方面可以解释性文件监督为内核，通过立体化监督体系的创设，规制国税总局解释权的合法运作。

简介：徒法不足以自行,唯有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才能使法律的规定得到实施;国家强制力保障法律实施的最主要途径就是人民法院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对因探望权不能得以实现又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离婚父母来说,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是实现探望权利的最后救济方式。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民法院并未对探望权进行强制执行,这明显有别于其他类型案件。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除了因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有着严格的限制规定以外,还与探望权强制执行目的有关。

简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传播的匿名性、终端的全球性使得著作权侵权后果易蔓延且查证困难,这些特性导致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更易受到侵害,因而著作权保护的紧迫性、重要性越发显著。据此,我国学界有观点认为应当扩张现行刑法保护著作权的边界,包括取消侵犯著作权罪的"营利目的"主观要件,以及将著作权人保护作品的自救手段即技术保护措施纳入刑法保护范围。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著作权的保护足以应对网络

简介：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儿童应充分享有发展权,流动儿童是我国一个特殊群体,其发展权的实现面临诸多困境,平等发展可以成为解决流动儿童问题的可行路径。流动儿童平等发展权的保护具有复杂性,法律保护原则具有抽象性和指导性的特点,可以成为流动儿童平等发展权法律规则制定的一般性准则,也可以阐释个别存在的规则,流动儿童的平等发展权的法律保护原则包括国家责任原则、平等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简介：雇主行使劳动合同条款变更权，实为企业因应经济变化行使其经营管理权之内在需要，其关键在于对劳工影响至为重要之劳动合同条款变更要否征得劳工之同意。在对该项变更权进行司法控制的实践中，一些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判断基准和裁判规则各有特点，如德、法实行严格细致的公法干预，英国似有放松规制之倾向，而我国台湾地区侧重具体与抽象并举的多元化判断基准。反观我国大陆之相关规定，其裁判规则标准不一，司法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难以预期，亟需完善。

简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创作作品”在现实中大量出现,法律不得不对新技术引发的新问题作出回应.受制于独创性和作者资格的要求,计算机“创作作品”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其非物质性的客体本质在功利主义的支持下可扩张为著作权法的特殊保护对象,并可采用邻接权的保护模式.那些主要依赖程序运行、或用户虽能控制但无法改变运行结果的计算机“创作作品”,作为计算机软件与操作系统互动产生的必然结果,被排除在保护范围以外.同时为了兼顾投资保护与公众利益,在计算机“创作作品”上仅设立为期十年的财产权,且该权利归属于用户.

简介：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激活农村土地要素、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机制,发挥市场调节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需要,也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坚持发展与规范并生,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取得明显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民参与流转的积极性不高,

简介：当前，对网络游戏是否具有可版权性、属于何种作品、以及原被告各自的网游成果应该遵循何种原则去进行相同相近似比对等等这些基本问题，依然存在很多误区和争议，而该等问题恰恰是“网络游戏与著作权保护”这一命题的出发点和关键环节，需要进一步加深研究和厘清。

简介：赫尔维格被誉为'德国民事诉讼法学之父',但我国尚欠缺对其学说的全面引介和深入研究。本文以赫氏法律保护请求权论为中心,在对赫氏其人略作铺陈之后,集中介绍和讨论赫氏法律保护请求权论的概念、学说缘起和基本主张。此外亦有论及赫氏与彪罗、瓦赫和科勒的诉权论战,并对赫氏之于德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独立性、科学性和体系性的重要贡献略作个别考察。最后,本文还初步总结了法律保护请求权论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可能的启示。

简介：2015年12月1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尤权主持召开人大工作调研座谈会，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汇报，了解省人大常委会2016年工作安排。座谈会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徐谦汇报了2015年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A2016年工作的初步安排。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桦、陈伦、邓力平、潘征等在会上发言。

简介：人格权立法定位需明晰人格与人格权相互关系,这与二者的基本涵义、法律属性密切相关。在法律领域,人格是法律上人的资格;人格权是以法律上的人为主体,以人自身为客体,以自我决定和防御请求为主要权能。人格可分为私法人格与公法人格;人格权分为民法人格权与宪法人格权,宪法人格权对民法人格权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人格与人格权呈现法律体系关系;在制定法上,存在人格权在人格下位的垂直结构、并列使用的平行结构,以及仅适用二者之一的单一结构关系。鉴于人格权之于人格的地位、作用及结构关系;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主体（主体资格、人格权）——人格权之外的民事权利——权利救济的立法逻辑更贴近生活真实等理由,人格权应置于民事主体制度。

简介：我国警辅人员的惩戒制度不完善，导致对警辅人员的惩戒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细化研究。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既不能全盘地接受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更不能一概地拒绝，而应考虑到该理论在警辅人员管理中的适用性，并确立相应的规则。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应当遵循惩戒与职业收益的比例性、惩戒的明确合理性和惩戒的合法性等原则，进而完善惩戒机构的模式、违纪行为的形式和惩戒的种类等各方面的内容。最终，警辅人员惩戒制度的建构，既要有效保障警辅人员的合法权益，也要实现警辅人员利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