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同为毛泽东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与王明政治论争的产物,而在'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这一口号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实质上,这两个命题的关系并非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承继关系,我们在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时,必须重视中国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简介:每一思想都有其产生的时代。2013年,“变革”再一次成为响彻中国大地的时代最强音。任何一个变革时代条件下的崭新社会实践,都会更加强烈地吁求和催生思想的变革和哲学的创新;而任何凝聚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都会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和实践活动中的思考和希冀。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2013年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哲学支撑的一年;是在破解时代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并引领时代的一年;是在思想与时代互动、理论与实践交织、历史与逻辑统一中向着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这一总体目标坚定前行的一年。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道路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道路是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目标方向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及其理论的形成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以说一直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相随同行,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系列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承担着艰巨的历史使命:已完成的首要任务是指导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正在进行的使命是指导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变为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的进程,体现着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统一。
简介:8月5—7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由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和中共山东省委党校联合主办。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徐伟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守刚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李晓兵、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赵强代表主办单位分别致辞。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主持会议并进行会议总结。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党校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围绕哲学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哲学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当前哲学创新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哲学创新的方向和路径等重大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
简介: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早期的主要代表。他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具体的道德国情作出了辩证分析,既批判了封建主义道德,又批判了资本主义道德,在此基础上,对无产阶级道德及其领导地位作出了全面论述,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作出了深度阐释。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简介:相较于自觉的、理智的研究,文学作品更能直接地反映精神生活和思想态度中的新趋向。此外,文学是精神史上一种宝贵资源,可以从中挖掘出某些容易被人忽视同时又让人萦绕于怀的情愫,这些情感并没有被那些官方的文化模型所认可,人们往往无法从非艺术语言中发现它们的踪迹。通过对清代袁枚《子不语》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袁枚对儒家主导的传统宗教、宇宙秩序及历史概念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从而表明文学材料可以为我们彰显对新儒家的道德解决方案的某些让人不满之处,也就是对新儒家正统理论关于宇宙秩序的官方概念的不满,这种彰显可以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的某些被掩藏起来之侧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源泉,从而拓宽了自觉的、理智的研究的认知边界。
简介:在康德之后的现代哲学中,“时代”(时间)意识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时代”理解为“理性”得以聚集和“成型”的根本原则,并由此将哲学理解为“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仅把整个“存在”都“时间化”了,也将“时间”的功能“实践化”了。而刘小枫先生不久前发表的《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一文中对“启蒙”观念的批判和对“德政”的颂扬之所以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现代哲学首先应该具备“时代意识”,没有对“当代中国”与“中国传统”和“(后)现代西方”所处的“时代”差异做出深刻的反思,从而产生了认识百年共和对我们(当代中国人)“历史含义”上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