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制度引入公诉案件，但未做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区分。当刑事和解与少年司法制度碰撞时，会产生不一样的效能和表现形式。本文通过追溯刑事和解本源以及将刑事和解与关联制度进行比较得到启示：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国家权力可作适当的让渡，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相比成年人应当进一步拓宽适用面。基于刑事和解之于少年司法具有利益衡平的独特价值，主张赋予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更为丰富、开放的内涵，适当拓展适用范围，合理设置和解程序，和解后果适度宽宥，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挽救未成年人。

简介：轻罪刑事政策对轻罪服刑人员监狱处遇的基本要求是＂处遇更宽松＂。这一要求落实在监狱分类上,就是要有适宜矫正轻罪服刑人员的中、低惩戒度监狱和开放式监狱。但我国的监狱设置不仅不重视惩戒程度的差异,而且还强调整齐划一,这使得我国的监狱设置缺乏针对性,尤其不利于轻罪服刑人员监狱处遇的现实需要。所以,我国应以轻罪刑事政策的要求为指针,借鉴国外监狱分类制度的通行做法,以惩戒程度为标准将监狱从纵向分为最高惩戒度监狱、高惩戒度监狱、中惩戒度监狱、低惩戒度监狱和开放式监狱五种,轻罪服刑人员主要在后三类监狱中服刑。

简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基本思路为：通过方法的刑事一体化达到观念的刑事一体化。要考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实质要害、发展得失需要从不同的刑事法律学科之间的关系分析入手。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应当体现“保护．教育．矫治”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关于未成年人的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应协调发展，共同服务于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维护司法正义。我国少年司法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与刑事法治相结合的产物，应促使形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内部与外部运行相协调的机制，以真正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

简介：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犯罪嫌疑人的抓获、追诉的开始、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强制措施的执行，基本都在这个阶段完成，这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最易受到侵犯的阶段。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是为了实现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和侦查机关的平等对抗，保护处于不利境地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从道德上主张的一种权利需求。随着人权观念的日益提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逐渐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主要方向。新《刑事诉讼法》发布后，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基本制度＂,以物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物证技术学所发挥的作用势必会越来越大。因此,高等院校必须重新审视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理念,适时地调整教学方案和目的,建构以物证技术学为起点的自然科学与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大法学＂学科体系,以拓展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促进法学教育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

简介：为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规定了各种金融商品交易欺诈行为的民事责任。该法对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责任性质、赔偿数额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对操纵市场民事责任规定比较简单,仅要求行为人赔偿投资者损失,而对内幕交易行为则并没有规定民事责任。对操纵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的否定,日本更多地依赖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此外,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还规定,销售金融商品的金融商品交易业者违反说明义务或适合性原则,从事了欺诈行为,给投资人造成损失时,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我国在将来修改《证券法》或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时,可以借鉴日本法中的经验,完善我国金融商品交易欺诈民事责任制度。

简介：

简介：摘要本文阐述了词汇学习的重要性，回顾了词汇附带习得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总结了他们研究中没有设计到的研究内容，并为今后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合理化建议。

简介：笔者运用法学原理,以《蒙古—卫拉特法典》①（以下统称为《蒙古-卫拉特律》）为依据,系统地分析和研究了17世纪蒙古诉讼制度和诉讼程序的基本结构和原则、从事法律职业的专门人员和专有法律名词,通过探讨＂乌日古格＂、＂搏德日克＂、＂札鲁忽赤＂、＂雅鲁忽赤＂、＂额勒赤＂和＂格日赤＂以及＂原告＂＂被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从而概括和阐述了17世纪蒙古诉讼制度的主要内容。

简介：2013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正式实施。此次修改是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又一次完善，人权保障原则是本次修改的一项重要原则。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的关键制度，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证据制度的完善也充分贯彻了人权保障原则。本次修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简介：摘要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重要的证据类型之一，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往往起着关键作用，所以，要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制度、完善当庭质证制度、建立证人保障制度、作证费用补偿制度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由此对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完善引发了一系列构想。

简介：精神病强制医疗存在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尽管这两种程序适用的法域不同，却因行政法与刑事法在调整范围上的交叉与重叠，致使实践中的程序转换出现失控问题。《人民警察法》《精神卫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同程序之间的衔接与转换应以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被精神病”得以避免以及程序保障社会秩序与安宁功能得到发挥作为选择程序的基本思路，借助于正当程序的规制功能消除法律之间的紧张性，从而维护程序转换的正当性以及保障权力运行的合法性。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理念和传统侦查措施进行了修改与完善，但仍存在不足。有必要厘清和分析新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措施之修改与完善的具体内容，并加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以服务于侦查学的教学科研与刑事侦查实践工作。

简介：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正式实施，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的规定》，针对新刑诉法中法律援助对象范围扩大、援助介入阶段前移、援助方式变化等特点，

简介：一、概述透过2011年6月24日所作出的合议庭裁判，初级法院合议庭裁判被告丁被指控触犯澳门《刑法典》第134条第1款结合《道路交通法》第93条第1款所规定和处罚的过失杀人罪罪名不成立。

简介：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

简介：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增加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法律基础。但该条规定相对原则简单．有必要结合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文作出进一步诠释与解读：在主体上应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收集的证据与行政机关等同，纪检机关收集证据需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移送证据需提供合法性说明：对”等证据材料”的范围界定应包括当事人无异议及符合法定条件的言词证据，但最高检规则囊括鉴定意见的做法值得商榷。在具体程序方面，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对非法取得的行政证据也应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予以排除。

简介：民国各省颁行的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对中国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初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革命根据地颁行的刑事诉讼规则所确立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影响。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的制定有利于增强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性,有利于加强公民权利的保障,对于解决具体问题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于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起着重要的探索作用。我们应当正确对待仍将长期存在的中国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

简介：每年有万余名博士生和硕士生毕业时均要撰写毕业论文,这是一个庞大的论文群体。研究生学位论文中的＂学术性＂是支撑论文的脊梁。因此,值得探究。学术性,包括科学性、创新性、重理性、商榷性和建言性。它们构成学术性的内核。

简介：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初衷将监视居住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转变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性措施，但具体的条文设计却使监视居住制度产生了内部的分裂：在嫌疑人、被告人自己住所执行的监视居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却演变为一种准羁押性的强制措施。我们应立足司法实践，以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博弈为切入点，以构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层次性、完整性为视角，提出通过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使该项制度更加完善与更加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