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中国古代文史,并形成了一种读书治国、治军的理念。毛泽东在诠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军事建设的过程中,点评和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他在遨游于中国古代文史时,不仅探索到了夺取革命胜利的妙道真经,而且借鉴了古代文史中经验教训的合理内核为社会主义军事建设提供了有益指导,更是承继了古代文史中的军事建设辩证法思想,为理顺治军大业提供了理论支撑。探讨中国古代文史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话语体系构建有助于学好历史,用好历史,构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简介：作为20世纪初叶的两位学人,刘师培与鲁迅的文学观具有许多共同的时代特征。在这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期,刘师培与鲁迅都以传统的文言形式探讨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并拓展了关于文学起源和文学功能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刘师培的文学观体现出传统文学研究的学理性,而鲁迅的文学观则映射出中国文学转型期的现代性,二者之间存在着承前与启后的内在关联。鲁迅在这些同时代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文论进行扬弃,对文学起源、文学功能等方面进行理论加强和修复,直至发展为典范和标杆,成为一面启迪后世的旗帜。

简介：事件：因为开票后只卖出十来张，“我的诗篇：打工者诗会”改期，从3月延期至5月23、24日，票价也不断下降，在足够的宣传力度后，截至5月20日，第一场售票27张，第二场售票10张。绝大多数工人诗人都是用质朴的语句表达自己对周围生活的感受，因为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工人诗人的诗歌一般都少雕琢，多真情流露，如去年10月1日坠楼身亡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曾写下“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制衣厂打工妹邬霞写下“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而我要下班了…一”这些浸透了泪水和汗水，写在工作记录纸背面的诗歌，这些为了在无数焦灼寂寞之夜抚慰自己心灵的诗歌，具有感人的力量。

简介：中国古代存在君主专制下的有限性民主现象。其因在于：具有民主成分的儒家思想为汉代以降历代政府主动接受;新皇朝的建立和稳固都需要有限性民主的实施;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内或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广大民众的利益存在一致性。有限性民主的运作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国家大事决策上实行了民主集议制度,在皇权以下实行了权力分解制度;在用人上采取多方取士制度;在监察上实行了多重监察制度;在谏议上实行了鼓励民众上书制度;在舆论上采取了民意搜集制度。有限性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意,促进了治世的生成。

简介：伏枥青牛思寿仙，苍鹰高翥恋秋岚。闲愁舍下求清韵，真趣掬来悟妙禅。携旧友，赋新篇，丝丝心绪起波澜。借过江渚丹阳照，喜驾祥云风满帆。

简介：古代桂林山水诗歌蕴含着丰富的儒道思想,审美情趣和审美心态表现出明显的＂中原化＂山水意识。桂林的秀水明山不仅让诗人们找到了安顿失意人生、诗意栖居的理想家园,而且让他们从中感悟哲理,延伸出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刻思考。

简介：中国古代在吏治方面经验丰富，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局限性的影响，治理常常并不彻底，并且具有一定的反复性。我们以为，基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延续性，研究中国本土的吏治制度经验及其价值，对当今惩贪治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较为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在吏治领域的措施，特别是监察法治，对其效果进行了客观评述，并立足国情，以现代行政监察制度创新为中心，阐述了古代吏治经验的借鉴价值。

简介：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官僚机构是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赖以建立与运行的支撑,是推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统治者实施治国理政驭民的力量来源。古人经过漫长的探索实践,逐渐形成一套选任与考核监察官的制度体系。研究我国古代监察官选任与考核的发展脉络、积极性与局限性等问题,对当前纪检干部队伍建设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简介：在宋代民间诉讼风潮以及法律庞杂化、理性化、近世化的时代变迁下，宋代士大夫形成了“争诵律令”的习法风尚；树立了“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的司法公正理念；践行了“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以及“金科玉条，凛不可越”的依法审断精神。实际上，即使在涉及血缘或姻缘关系的家产讼案中，情理亦难以颠覆法律。宋代士大夫群体的上述法律品格彰显了中国传统司法公正性、确定性的真实面相；昭示了法律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法律哲理，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司法的近世化转型，乃至匡谬学界所谓古代“伦理司法”旧说，皆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同时，对于当代转型时期“法治中国”的建设亦不乏历史的启迪与自信。

简介：1935年底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努力，实现了“内战吟成抗日诗”的伟大转变。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东北军对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有刻骨铭心之痛，对在西北执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命令持消极态度。

简介：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著作权法的根源在于文化结构。物质文化结构上,封建地主制经济没有为文化生产和知识消费提供便利条件,也就无法形成著作权立法的经济基础;精神文化结构上,儒家文化重伦理轻财产,塑造统一人格,维护等级秩序,压抑个性创新,没有为著作权法建构创造良好的思想氛围。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同样没有为著作权法奠定系统的哲学基础;制度文化结构上,封建君主专制、文官制度、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连结成一张严密的思想控制之网,排斥着著作权法所力求保护的自由文学艺术表达。只有尽量消除传统文化结构的不利影响,当代中国才能营造出良好的著作权法文化环境。

简介：就社会治理文明历史传承而言,西方法治文明大厦是建立在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基督教神学及其衍生的思想成果之上,并形塑出西方法治今天之样式。而华夏文明之＂礼治＂传统及其伦理哲学在历史上与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及文化特征,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华夏治理文明呈现出重于＂德＂而轻于＂法＂的制度及文化表现。因此,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华夏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现代法治文明的文化融合,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特别是认真汲取中国古代治理文明中重视＂礼法合治＂思想的有益成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