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广大农民在饱受封建主义的剥削之外,又承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重重压迫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战争,虽然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封建专制有所削弱,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农民遭受封建桎梏的境况。直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被响亮的提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团结了一切革命人士为民族解放而斗争。不仅如此,他还倡导了民权主义,将民主主义的思潮推向又一高峰。在这之后,孙中山又积极地宣传了他的“社会革命”纲领,即最具阶级属性与时代特色的民生主义。于是,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中走下历史舞台。
简介:雷蒙·威廉斯、E.P.汤普森、理查德·霍加特等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重视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经验,在"文化与社会"的经验视角上建构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在理论形式上则表征了一种理论与现实交互影响的经验性特性。"文化与社会"的传统、文化研究的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分别构成了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经验性的文化、美学与理论的内容,在文化经验分析与理论研究的张力形式中充分体现了其理论价值和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
简介: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笔记”中对农村公社的再研究和《历史学笔记》中对世界历史的再研究,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既不是如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将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当做纯粹的“西方社会理论”加以抛弃,从所谓“单线论”转向“多线论”;也不是仅仅一般地确认社会形态演进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局限于指认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某些历史条件可以跨越某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新思想实质上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原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突破,而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设想,正是以这一突破为理论支撑的。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对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作出准确的评价,并对他同恩格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上的观点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思想界与理论界在三个方面扩展了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解:一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与西方传统知识观偏重普遍性不同,强调了特殊性的地位;二是在从普遍到特殊,即普遍原则的运用问题上,批判了机械(教条)的运用方式,肯定了启发式(创造性)的运用方式;三是在从特殊到普遍的问题上,弱化了类型(本质)的普遍性,强调了范例的普遍性及建构的普遍性。这三个方面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理论障碍,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拓展了空间。
简介:本文运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概念,分析英国两个后朋克乐队"四人组"和"斯克利蒂·波利蒂"的反霸权的艺术实践过程。他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有影响,但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分析和讨论。文章首先总结乐队出现以及了解并熟悉霸权概念的历史条件,其次通过分析他们挑战政治与音乐主流观念的歌曲,考察两支乐队相关音乐实践的反霸权意义。文章还指出乐队在用作品表达激进性的同时也与当时的音乐产业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与此前研究不同的是,这篇文章没有局限在"基础/上层建筑"的静态模式,而是把乐队的作品置于音乐产业的发展轨迹中进行动态地讨论,深入地剖析了他们与社会现实互动的非常复杂又充满矛盾的过程。
简介:关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各种教科书都归之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殊不知,这一提法的首倡者恩格斯只是在举例子的语境中才这样说的。因为,马克思自我认定的一大发现——“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在恩格斯的“两个伟大发现”说中占有位置。所以,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盖棺论定的评价是,有“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而言,马克思至少有七个伟大发现:(一)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路径;(二)劳动;(三)人类社会历史的工艺学基础;(四)无产阶级专政;(五)劳动人道主义;(六)剩余价值;(七)唯物史观。这七个伟大发现的实现,有着历时性先后顺序,在内容上也存在着逻辑层次关系。而在七个伟大发现中,处于核心、基础和本质地位的,是马克思对“劳动”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