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合同示》第286条规定承包人就工程款债权而对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其法理基础是法律的公平原则。正因此，承包人优先受偿权应该得到充分的行使。然而也正是为了公平的缘故，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又应该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主要是：建设工程性质的限制；建设工程受让人权利的限制；发包人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等特殊支付关系的限制等。

简介：1978年以后,我国为了迅速重建市场财产体系,只能依靠人为理性的快速建构,历史地选择了物权/债权的二元区分财产权结构。总体来看,这一结构既有历史前见提供的路径依赖,又符合日常经验的常识认知,也能满足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需要以及现代交易的正当保护要求,因此具有历史、经验以及逻辑的自洽性,从整体结构上应予保存。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带来的复杂交往互动,这一典范式结构也从产生、变化阶段走向质疑阶段,受到了不绝的批评,基于其内在理论冲突、外生“中间权利”现象以及逻辑推演规则应用中的诸多矛盾,必须对现有物权/债权的僵硬区分标准予以改造。为此,有必要在现代权利话语语境下,以“义务人的知晓”作为物权逻辑链的新支撑,通过三个层次的默示外观反向推理方法重新建立物权的判断标准。同时,可借以实现私人意思判断坐标的转换,以权利人本人的意思与权利相对人的意思相互制约、互动并行。

简介：我国产品责任法以产品责任的发生领域将救济机制一分为二，一为产品责任制度，规范产品对造成其他财产、人身损害的赔偿；另一为产品瑕疵责任制度，规范的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瑕疵。囿于传统合同法的产品瑕疵责任在主体上已有所扩展。但对代表现代市场流转秩序的第三人仍救济不力。本文予此基础上建议以产品为对象的一体化的救济制度。在分析实体问题后，对分析过程的归纳成为本文第二重的目标。本文反对三段论的司法推理观。提倡经验推理说。

简介：第三人与债权人签订书面协议,约定由第三人偿还债务人所欠债务,该协议体现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意,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应为有效。从法律评价上看,第三人加入债务属于合同变更中的合同主体变更,向将来发生效力,第三人需与原债务人一起向债权人承担责任。主债务人经生效刑事判决责令退赔后,债权人就未清偿债务起诉自愿加入债务的第三人时,从诉讼主体、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与理由方面综合分析,该诉讼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刑事判决责令退赔不能成为第三人对债权人的有效抗辩理由。同时,第三人加入债务后应与主债务人一起承担责任,双方中任何一人的履行行为均构成债的消灭事由,债权人就同一笔债务无权重复受领。

简介：就业难,女性就业更难,而法学专业连续三年作为红牌就业警告的专业,女性法律人就业更是问题。通过以华东政法大学女硕士研究生为基础,对2013年上海市新录用公务员数据分析,调查目前女性法律人的职业意向——过于集中于公务员系统,分析择业职业中存在的问题：家庭牵绊过多,岗位需求不对口,实务操作能力欠缺等。结合走访调研的11家单位,总结出女性法律人提升能力的路径：端正择业观,扩宽择业面;提升各种能力,即：专业理论知识,交叉学科知识,实际操作技能,办公操作技能,个人修养素质,职业生涯规划。

简介：民事诉讼第在人制度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法律制度。民事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两类，我国现行法律对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较为完善，而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存在着缺陷，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简介：在克隆人的宪法争议中，人性尊严常常是反对克隆人技术的论者所采用的抗辩事由。由于这个极其抽象的概念给解释者留下足够的闪转腾挪的空间，它的具体涵义为何一直存在巨大争议。传统宪法解释理论缺乏事实面向，在这一争议上的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需要反思传统宪法解释方法，在维护宪法文本的前提下，进行后果考量，以结果取向的解释方法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

简介：浅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李平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依据一定的证据，被指控涉嫌或者有某种犯罪行为而应当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只是由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或者对应当受到刑事追究的人提起的控诉方式不同，刑事诉讼...

简介：<正>我系今年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86、87、88三个法律学籍管理组共管理143,500名学员,占全校学员总人数(不含89级)的三分之二。平均每人管理4000人左右。2.组织85、86两个年级毕业考试和发毕业证工作。发考卷11万份,发证103,631份。3.组织87级30,100名学员第一学年年终考试,经评卷发出成绩单25,510份,同时进行25,046人第二学年的

简介：遗失物须为丧失占有的非无主动产。基于遗失物拾得的立法目的，在遗失物的范畴内排除了无主物，即所有权人主动放弃占有的物。除此之外，遗失物的丧失占有无须考察占有人或者遗失人的主观意思。遗失之丧失占有的判断是管领力的事实判断，不以当事人的主观认识为准，而强调客观上控制力是否及于物。此外，拾得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于对物的占有取得，因此遗失物之丧失占有与其说是原权利人的丧失占有，不如说是物上丧失占有。而物上是否存在第三人的占有是判断遗失物是否丧失占有的难点。在私宅中私宅主人基于对房屋的控制力而对物有管领力；但是在具体的公共空间内丢失的物，因为人员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不能基于所有人对空间的管领而认为其对物有实际管领力。换言之，具体公共空间内丢失的物，在被拾得或者被工作人员等取得占有以前亦为遗失物。但是工作人员基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而不能取得拾得人的权利。

简介：刑事侦查中处于被追诉地位的未成年人正当权利极易被忽视或受侵害，为有效实施少年利益最大化保护的原则，国际公约除了规定未成年嫌疑人享有辩护权、不得自证其罪等一般性诉权外，还制定了侦查组织和人员的专业化、犯罪背景调查、特别援助、隐私权特别保护、限制羁押等刑事侦查国际标准。我国已加入相关公约，立法上也在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案件侦查过程中仍存在着专业化实质缺乏、审前羁押率较高、特别援助不到位、案件处理不及时、程序不够简约等差距，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以体现对被追诉未成年人的司法和人文关怀。

简介：事案解明义务是当事人在诉讼中负有的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提出证据材料及忍受勘验等义务,其在弥补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的弊端、解决当事人诉讼武器不平等、促进诉讼以及协助法官发现案件事实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辩论主义的限制和修正,事案解明义务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但尚欠缺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前提和规则体系。确立约束性辩论主义,构建事案解明义务规则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殊为必要。

简介：中国古代的刑官群体在身份上都属于国家官吏，身份的复杂性远远低于现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可以被称之为“权力的共同体”，但权力的内容、结构、分工、内在的运行机制等则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探讨古今中西之别，会给当代中国的法律职业发展带来重大的启迪。

简介：自耶林在1861年发现了缔约上过失这一理论以来，缔约上过失在德国判例的推动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缔约上过失法典化之前，判例对缔约上过失理论一直存在着偏爱的倾向，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它避开了雇主援引《德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831条第2款规定的对其营业辅助人所造成损害的免责问题，开辟了一条运用《民法典》第278条的路径。因为依据第278条的规定，雇主对其辅助人造成的任何损失都必须承担责任，而绝无免责的可能性。与此相对应，代理人或者辅助人自己通常仅对其侵权行为负其责任。

简介：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和制度的重大突破。新民事诉讼法确认非实体利害关系人具有作为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这有可能增大公益诉讼实际运作的难度。因此，明确公益诉讼启动主体就成为构建并运行该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诉讼信托的确立是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的适当出路之一。

简介：保险人说明义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过度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倾向。其原因主要源于保险人强势地位、立法的倾斜保护和法官的扶弱心理,并由此引发了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严苛司法审查。但从利益均衡的角度出发,也应考虑投保人可能的道德风险,兼顾保险人的效率和公平。法院司法审查应严格遵循《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对保险人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要求,明晰免除责任条款适用的范围以及保险人举证责任,并通过引入合理期待原则等制度完善保险人说明义务。

简介：<正>1997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对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进行了全面修订,这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步骤。修订后的刑法典是一部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刑事法律保护的法典,它以总则第17条、第29条和第49条三项原则规定为核心,与分则有关条文相配合,涉及到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

简介：在刑事案件发案过程和嗣后的刑事诉讼中可能发生犯罪嫌疑人死亡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样可能出现下列问题:第一,在公安侦查机关立案阶段的问题。按照以上规定,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不予立案,或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应当撤销案件。刑事案件是复杂的,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况也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在作案过程中死亡,也可能作案后畏罪自杀,也可能被其他人杀人灭口等等。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是真正的犯罪人,其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重大隐情等等,如果不立案查清楚,有

简介：＂密切关系人＂参与受贿时共犯罪责的认定,属于共犯与身份的竞合,在具体认定时应坚持违法共犯论、共犯从属性及正犯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密切关系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加功的场合,＂密切关系人＂应按受贿罪的共犯定罪处罚;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加功的场合,应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为受贿罪的正犯,＂密切关系人＂为受贿罪的共犯,在处罚上按各自的责任要素单独判断;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密切关系人＂共同实施受贿的场合,属于想象竞合犯,应按＂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具体认定各主体的责任;在国家工作人员对＂密切关系人＂受贿事后认可的场合,属于对法益侵害结果的认可,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种认可行为评价为受贿罪缺乏责任基础。

简介：股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认定为侵占罪中“代为保管”的财物,并可能成为普通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普通侵占罪与纯民事纠纷之间的主要分别在于普通侵占罪不但侵犯了财产权,同时也侵犯了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内部信任关系。普通侵占罪以财物所有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委托代为保管关系为前提。在认定委托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上,要结合双方是否存在内部信任关系等因素,根据日常生活准则进行判断。为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对普通侵占罪应重点从“合法持有→非法占有→拒不返还”的行为模式,以及犯罪客体、行为人返还能力、犯罪数额、证据、犯罪主体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定,以防将纯民事纠纷认定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