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景东彝族自治县民宗局自称为“一家子”,仅5个人,是思茅地区各县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中人员最少的一个局。别看人少,但能干事。该县分管民宗局的副县长曾这样评价:“这一家子,虽然人少,但能干事情。”得到这样的评价是民宗局对全县各族人民付出的真情与心血的丰厚回报。1991年,根据国家扶贫攻坚战的战略,民宗局进驻麦地村拉开了扶贫攻坚战的序幕。麦地村位于哀牢山腹地,初次到麦地禁不住会使人做上一回诗人,来一句“大山深处有人家”。这里最低海拔有1900米,但它可一路窜升到2680米,它的面积达60平方公里,辖22个村民小组,人口达3156人。在全县76个贫困村中,麦地村有6个“最”:行政村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贫困
简介:一、乡村社会变迁带来规则认同转变(一)规则认同理论阐释“认同”在社会学中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内心产生的默契。规则可解释为规章与法则。规则是客观存在之物,作为一种制度或章程需要人之行为去遵守,而遵守则是基于人的一种感情与经验的认同。这种认同不妨称之为规则认同。如果从社会角度分析,规则认同则是人的感情与经验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认同与许可。笔者引用哈贝马斯在针对民族认同中的两种模式——授予性民族认同和获得性民族认同加以解释。“在《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一文中,哈贝马斯区分了两者的不同,认为前者基于共同的语言、种族、宗教信仰等,体现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后者强调与以民主方式构成的公民身份之间的关联,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认同。”①这里提到了“授予性”认同与“获得性”认同,哈贝马斯认为授予性认同更多是一种基于习俗和信仰的认同,而获得性认同则更多的从公民社会和法律的角度加以分析。
简介:“我希望他先我一步走,这样我才安心去世。”黄兰在法庭上流着泪说。杀子前,她在一张纸上留言“:看他生不如死,我实在不忍心才用安眠药来带他离开人生的苦海。”“吃了就不会痛了。”将溶解了60粒安眠药和蜜糖的温水端到儿子黎国恩面前时,黄兰(化名)说。黎国恩有智力障碍,被诊断为唐氏综合征,今年83岁的黄兰已经照顾他46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