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1]

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1]

郝照千,王欣,董兰欣,李扬雪,邓婕

（临沂大学2020级会计校企1班 山东临沂 276000）

摘要：从农村复兴力量的角度看，农村复兴的内生动力来源于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力；从农村发展的内部推动力来看，农村复兴内生动力就是利用好农村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源优势，进一步激活农村经济发展内的动力。本文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弗鲁姆期望理论等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经济学等理论开展研究。在对乡村振兴中村民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局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德国、日本、韩国等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振兴的经验，指出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内生动力需要机制、内生动力动机机制和内生动力行为机制。

关键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弗鲁姆期望理论； 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

从十九大的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有哪些将成为复兴农村的内生驱动？激活什么样的内生动力？如何激活内生动力？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背景，分析实施乡村振兴中因内生动力不足而还面临问题与挑战，提出了各自的针对性建议。张方旭（2021）也指出在农村社会衰落和农村精英大规模流出的形势下，农村人力资源短缺、农村经济内生动力缺失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最重要因素。吴莉娅（2018），李晓云（2021）等指出，推进城市一体化转型需要全新的人力资源，需要能够将技术、技能、服务等各类知识带入农村，并能够根植农村的新型“乡村人才”。李耀锋,张余慧（2020）需对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功能。张琦，李顺强（2021）实证发现:安全需要和爱的需要强度对乡村人口内生动力贡献明显。周其仁（2022）则认为必须从农村整体发展入手，激发乡村经济振兴的潜能。魏后凯（2021）提出推动农村复兴，必须增强内生的动力，走出内生的农村复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推动好农村复兴进程中，调动好农户的主体积极性、激活好农村复兴内生动力不可或缺。从好农村复兴主体责任的角度看，好农村复兴的内生动力来自于好农户的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力；从好农村复兴的内部推动力角度看，好农村复兴的内生动力还在于充分发挥好农村自然资源和产业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激活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生活动力。怎样调动农村振兴的内生力量，以保持农户的基础优势，进一步巩固农村优势条件和生产基础优势，从而推动农村繁荣发展，既是必须研究的理论课题，又是亟待解决的实际课题。

一、基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经济振兴的新思想上

通过运用马斯洛的社会需求层次论和弗鲁姆期望论及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经济学等的基础理论，深入研究了乡村复兴的内生动机与内生偏好以及社会规范等问题，为激活农村内源性力量推进乡村复兴提供了理论依据，建立村庄对美好乡村生活的信任，使村庄内部建立“美好生活是奋斗出来的”等良性价值观，从而在乡村复兴中基于对制度的自信、对精神发展的自信、对制度的自信，产生了真正属于村庄自己的农村内源性力量。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促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马斯洛的社会需求分层理论中指出，人类的社会需求一般分为五大层面，分别是：基本生理需求、心理健康需要、社交需求、社会尊重要求，还有自我实现需要。这五大层面的社会需求均呈从低至高的阶梯状排序，当某个层面的需要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程度之后，其他的需要才可能成为最有力的激励因素。目前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环境改善，农民生存条件改善，农民不仅实现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也实现了更高层次发展的社会需求，农民自身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要求等，自身需求都可以提升和激活农民自身的发展意识，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弗鲁姆期望理论与促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弗鲁姆期望理论，又称作“效价-手段-期望理论”。此激励理论有二个前提：一是人们都会对在各种行动中所期望的结果有一个主观的价值判断；二是对任何行为所采取的激励政策不仅要考虑行动的结果，而且还要考虑人们为达到偏好目的而所付诸的行动。因此，政府必须树立村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心，并引导村民朝着美好生活的目标持续而不断的努力，才能真正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而激发内生动力。

当乡村振兴战略制定更加完备的财政政策、土地流转与土地股份合作的相关政策与法律制度时，农民在乡村振兴这条道路上能够看到有利可图时，乡村内生动力会得以激发。同时弥补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存在的短板，有助于村民们主动追求更富饶的乡村、更美好的生活。如此，才能形成“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美好生活需要继续奋斗”的良性循环。

二、乡村振兴中村民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局

（一）村民政策需要与当前乡村制度供给存在错位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村庄尤其是农业型村庄出现了缺位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治村干部数量不足和治村的干部经验不足，治村无方。东部地区的村庄没有出现这种困境，原因主要为东部主要分布工业型村庄，并且东部地区作为人口流入地，村干部的管理体制相对完善，村干部成为一份极为体面的工作，且相对竞争大。而中西部地区的村庄作为人口流出地，并且主要为农业型村庄，在当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的治理事务逐渐增多、治理方式趋于多样、治理定位发生转变，面对新的村治主体缺位困境，村干部应该谁来当是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如何再造中西部农业型村庄村治主体是重点。  

（二）乡村人才缺失导致乡村振兴的主体匮乏

追溯历史，农民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更是在革命战争、生产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着巨大力量。从全国来看，尽管城乡发展一体化取得明显进展。但是，城乡发展仍然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城乡发展差距仍较大，使得乡村人才越来越少。从受教育水平上看，尽管近年来乡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但增速缓慢，受教育水平依然较低。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在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程度的占91.7%， 2018年，我国村卫生人员学历水平在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仅占比0.7%，专业技术资格在中高级以上的仅占比0.6%，且年龄较大，45岁及以上的人员占比高达62.8%（60岁及以上的超过三分之一）。[1]许多偏远地区的医疗设施并不完善，优质的医疗技术和医疗人员仍集中于城市。

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多流向城市，大量青壮年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由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组成的乡村剩下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这导致有些农业生产活动难以正常开展。另一方面由于向乡村注入的内生动力不足，不容易留住精英人才。与城市相比，乡村地区因资源配置尚不完善，并且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需要时间从而导致，越是不具备发展条件的村庄越不容易吸引人才，并且还因配备条件不足而致使人才外引的周期短、效率低，发展滞缓，人才流动逆差越拉越大。

（三）乡村人才缺乏价值认同

乡村人才内生动力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乡村人才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然而，当前乡村人才价值的社会承认度并不高。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正在逐渐向城乡融合发展，但是由于与其有关的制度安排被取缔，仍旧影响微弱。而消解制度惯性并非轻而易举。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一体化结构之间需要跨越的不仅仅只有制度安排，还有比制度安排更难以跨越的价值认同。目前，大家对乡村的“土气”、“落后”、“没前途”等认知仍未完全改变[2]。因此，乡村人才内生缺乏观念上的支撑动力。另外，人们观念上对乡村进行价值判断后形成的落后的局面在短时间内很难彻底改变，建立乡村人才信息库、引进乡村人才发展项目、配置乡村人才发展资源、搭建乡村人才合作平台等实践层面的具体措施也难以落实和获得反馈，从而导致乡村人才内生动力发展困难、举步维艰。

（四）“村民共富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

当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共同富裕是重心。但是实现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是治理乡村的相对贫困问题[3]，这就需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努力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底线思维看共同富裕的推动进程[4]。

三、 乡村振兴中村民内生动力不足的制约因素

对于乡村振兴中村民内生动力不足制约因素的分析需要从制度、组织、个体方面进行分析，以便于针对相关因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兴。

（一）乡村激发内生动力的制度供给不足

1.当前的财政政策、土地流转与土地股份合作的相关制度还不完备

具体表现为：一是我国当前财政政策中资金支持占据主导地位，科技创新带动乡村振兴所占比例较少。科技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激发乡村振兴动力中不可忽视科技创新的作用。二是，我国乡村土地的流转制度在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同样也制约着乡村振兴，我国乡村土地流转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土地流转问题的出现，法律的不健全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土地纠纷增多。针对乡村振兴中土地流转问题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相关争端处理机制，解决土地流转问题才能更好促进乡村振兴[5]。土地股份合作制可以使乡村土地得到整合，推动乡村与市场接轨，但是目前我国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尚不完备，当土地合作社发生纠纷冲突时，制度的缺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乡村振兴中充提升村民动力让他们参与到土地股份合作中制度的完善必不可少。制度是乡村振兴的法律保障，针对一系列制度制约因素要充分重视。

2.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存在短板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迫在眉睫，要乡村振兴先解决好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异，当前我国的公共投资的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地区，使得城乡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异较大,缺乏系统的吸引人才到乡村创业的政策配套。乡村振兴要培养人才，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当前我国乡村职业教育发展依旧存在较多问题

[6]。乡村职业教育专业设置不完善，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过而注重书本知识，对于技能培养关注过少。当前我国乡村对于人才创业的吸引力较弱，相应的政策未形成完善系统。要留住用好乡村公共服务和治理人才，大力引进培养乡村科技人才。

（二）组织层面的有效带动不足

1.基层组织领导力弱，缺乏对乡村振兴主体的教育、动员、组织

乡村的经济基础目前较为薄弱使得基层组织基础薄弱，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力和组织权威起到制约作用。基层组织是引领乡村振兴发展的领头人，但是乡村基层组织的政治领导能力被弱化，基层组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发挥领导作用，但在实际运行中部分基层组织的领导能力受到威胁，对于基层组织的建设不可忽视。充分发挥基层组织领导作用，充分带动乡村振兴主体的发展。

2.社会组织培育不足，社会力量支持有限

由于目前城乡差距过大，消费水平和回馈的差异，社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的支持依旧不够。社会力量对于乡村振兴的帮扶不应仅仅体现在资金支持上，更应加大对于乡村的技术支持，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当地乡村的产业。使得乡村振兴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得到长久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走出适合自己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

（三）政府主体性凸显村民主体性的不足

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于村民，目前对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发挥不够充分，使得村民参与不够，未形成完整的内外合力。村民的心理因素是制约乡村振兴的关键，部分乡村文化及经济的缓慢发展使得村民素养低，积极性差抑制乡村的发展。过去我国大量采用输血式扶贫政策使得部分乡村的村民出现依赖心理。政府过分发挥主动性必然导致村民积极性减弱，这制约着当前乡村振兴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在：一是少部分村民还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对政府扶贫干部和扶贫政策依赖性较强，不能够发挥自身的积极主动性。二是部分村民存在“三不心理”：不愿脱贫、不能脱贫和不信脱贫。存有“三不心理”的村民对主动改变的意愿较低，因此输血式扶贫政策不可继续使用，才能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发挥村民的主体性。

四、激发内生动力与乡村振兴——国际典型案例剖析及其启示

通过对德国、韩国、日本等国际农村振兴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乡村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等现象,从而激发民众的内在活力,促进农村振兴,并借鉴这些经验,构建新型的经营主体，激发民众主观能动性,以促进农村的发展。

(一)德国的村庄更新项目

德国作为一个城镇化开始较早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落幕后,大型重建工程使城市变成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如污染、人员短缺等,农村区域也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农村规模化农业机械化使大批劳动者从农村中解放出来,农村居民数量大幅下降,缺乏生机活力,因此,德国政府努力推进农村创新工程。1954年和1955年,原联盟纳粹德国颁布实施《农村土地整理法》和《农村法》,以促进小型农民撤出后的农村土地流动,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改善农村基础建设,提升乡村生活质量。通过优化产业基础建设和功能区布局规划,加强小都市和镇的生产基础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其对大企业的吸引作用,使得在小都市和镇打工、回农村定居变成一种更加合理的方式,从而建立了"逆城市化"发展模式,促进了生产和居民的发展。

(二)韩国自主协同发展模式

韩国采取了一种自主协同发展模式,在当地的指导和支持下,通过充分调动农民工的主观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技巧,实现农村复兴。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在城乡差距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有效地改进农村的发展状况。当地政府出于保护自己的合法地位,树立正确的政府形象,不断加强农村的整治和改革,同时,长年处在贫穷状态的农民工也乐意积极参与,尽力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经济收入,以期改变落后的状况。

(三)日本“一村一品”运动和“故乡创生”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农村人才短缺,资本外流、行业萎缩的严峻形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运动转向“故乡创生”，提倡“地方思考,国家支援”,充分挖掘当地的资本。近年来,日本又提出了“地方创生”的概念。

(四)国际激发内生动力与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的启示

利用政府的力量,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产出效率。政府实施农村扶贫措施,如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将有助于改善农村发展的质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产出效率。从而塑造农村社会良好的价值观,信任,责任和良好的社会网络来改善农村主题凝聚力和协作力,这是现代农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考虑到我国国情和农村现实,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特点的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农村振兴之路。要实现农村振兴,必须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盘活资源,聚合资本,激发群众参与农村振兴内生力量，汇聚实现乡村振兴的各路力量，形成乡村振兴的“大合唱”，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五、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机制

通过对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进行剖析，探讨激发内生动力的运行所需要遵循的三大机制：内生动力需要机制（不同需要诉求）、内生动力动机机制（美好生活向往）和内生动力行为机制（增权赋能）。

（一）内生动力需要机制，增加乡村制度供给

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在于增加乡村制度供给，以农村政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为农村发展激发内生动力，并提供农村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保障。

1.全面深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农业价值产业链

一是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大力发展。有专家研究，产业融合有利于推动传统农业新模式、新技术的形成，而促进传统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则可以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益，从而显著提升了传统农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二是推进农业品牌化发展。促进农业品牌化经营会对农产品本省形成溢价效应，提升农产品价值，促进农村品牌人群的培养，增加农产品从业人员的投入和经营热情。三是着力推动农产品健康化。随着肥料、农业的过度利用，当前农产品破坏形式非常严重，导致土壤退化、水域环境污染等严重损害生态环境安全。提倡“以人为本”，以健康为目标，科学合理利用肥料、农业，制作健康安全、数量丰富、养分合理的绿色食品。

2.加大优秀人才下派力度，破除新乡贤、能人回乡任职的制度障碍

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教育，对乡村振兴主体的教育、动员、组织。牵引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引领各领域发展，同时，从户籍、待遇等方面破除新乡贤、能人回乡任职的制度障碍。制定切实可行的人才引进政策，在此基础上，吸引更多人才到乡村创业，减少乡村人才外流。

3.构建与城镇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政策，实现城乡之间有机互动

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金融市场制度，以促进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和金融市场普惠性。在新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上，坚持以同工同酬为基本方向，依法保障农民工的权利，积极解决农民工就业障碍，积极引导农村企业的优秀技术人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新城乡劳动力资源双向流动。积极建立健全的新农村保险，积极引导各种工商资金下乡；大力建设一个融科技集成、知识转移、创新培育等职能于一身的农村创新创业平台，积极促进数字新农村建设等等。

（二）内生驱动的激励机制，激发农民在城乡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在村庄复兴的过程中坚持村庄的主体作用，是村庄振兴理论系统建设的思想基础，是调动村庄自身复兴内生力量的重大基础。对于村民最需要什么，理想村庄应该是什么样，村民最清楚和最有发言权。一是发展乡村产业,需要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鼓励有技术、有知识的本土人才回乡服务,以人才发展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二是转变原来的耕作模式,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激励农业经营提高技术偏好和提升制度创新能力；弘扬大国工匠精神，注重工匠精神的培育。三是主导产业引领村庄振兴，要时刻着眼于一项主导产业带领一个人、一项主导产业搞活一个人，开辟出更宽广的经济空间，让村庄变“要我振兴”为“我要振兴”，不断激活村庄内生动力。最后就是要建立一个新阶层的共同体思想，即在引导整个社会关注高技术技能型新兴群体利益的同时，还要将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融入到这种新兴的社会阶层上，让他们产生能够和其他社会阶层交流的全社会责任感。

（三）内生动力行为机制，为村民个体增权赋能，激发其内生动力

一方面给村民以平等的权利，即农村最全面的平等权利，集体经济、农业合作经济与其他社会经济形式之间的平等权利，从而真正让农民们得到了平等权。在城乡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应坚持“普惠共享”的原则，积极推动城市金融机构向乡村地区延伸，进一步完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

另一方面，政府要继续提升农村农民的自我发展水平，依靠其金融素养的提升来增强其融资能力。一是建立健全“1＋X”证书制度。“1＋X”并不是对以往政府所实施的一些模式的再表达，其意义在于以制度化模式增强新智能化时代农村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技能资本存量。二是建立现代学徒体系。现代学徒模式在德国、美国等一些国家中已形成了一些传统并获得了发展，它既是一门融合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和现代学校培训的职业培养方法，也满足了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要求，已成为当前全球职业培训发展的潮流所在[7]。根据当前中国实践情况，要在借鉴外国“双元制”的方法基础上，总结中国现代学艺员与企业合作的学徒制试点经验，进一步健全以企业、学校、社区等多层次主体的主体框架，并适时调整课程目标、内容与专业设计，进一步完善对现代学徒的规划、执行、评价等关键环节的体系构建，以促进中国现代学徒制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8]。

参考文献

[1]王嘉琪.乡村人才振兴的内生式发展研究[D].温州：温州大学,2021.

[2]王扬,乐晶.“技能资本”:乡村内生发展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世界农业,2021(07):79-87.

[3]年猛.国内外农村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及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22,44(05):45-50.

[4]叶志鹏.上下互动式扩权：内生型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对昆山经济发展的长时段考察[J].公共管理学报,2022,19(03):84-95+171.

[5]闫婷.我国乡村振兴财政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政策工具和战略目标的二维分析框架[J].地方财政研究,2022(02):75-83.

[6]杨锦秀,刘敏,尚凭,吴晓婷.如何破解乡村振兴的内外联动而“内”不动——基于成都市蒲江县箭塔村的实践考察[J/OL].农业经济问题:1-11[2022-11-26].

[7]顾月琴.苏南中小城市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探索:困境、优势与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 (5 ):117-120.

[8]贾文胜，何兴国.美国现代学徒制运行机制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20 (11):149-1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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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论文是2022年临沂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X202210452291）的研究成果。指导教师：临沂大学 姚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