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选材的历史原因

《红与黑》选材的历史原因

王誉潼

长春师范大学

摘要：基于司汤达所创作的现实主义作品——《红与黑》的文本内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司汤达本人的社会经历进行分析，发现在《红与黑》中，作者构建出了一个相对真实地法国社会，并对这一阶段的社会历史现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关键词：《红与黑》 司汤达 拿破仑 波旁王朝

引言：作者司汤达在作品中描述所描述的法国社会，是与他本人的社会经历以及当时法国的时代背景相吻合的。此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众，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更是司汤达关注的重点。

一、时代背景

提到这个时代的法国时代背景，便免不了要提到：拿破仑，以及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

关于拿破仑，无论是《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还是作者司汤达本人，都十分崇拜拿破仑。甚至司汤达人生的起落也和拿破仑的起落几乎重叠。小时候的拿破仑经常会被同学们所耻笑，于是他和那些同学们打架，虽然也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但还是打败了其中一些甚至比他还要高的人。司汤达本人在上学期间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决斗并没有如期展开，但是在这之后，因为他当时显示出的勇气，使得他在同学们的印象中有所改观。而在《红与黑》当中，于连每当感到自己受到了他人的嘲笑或不尊重，也总是想在某些方面战胜对方，甚至是通过决斗来使自己获得尊重。

拿破仑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罗伯特比尔还未来得及重用这位富有才华的将领，便已身首异处，但这并不妨碍之后的新月党人将拿破仑视为“罗伯特比尔的人”。直到1795年10月的葡月事件，才为拿破仑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样的，司汤达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低谷。司汤达的创作无法在这个腐朽的社会中唤醒那些上流阶级，他们看不透书中的内容，甚至因在书中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人物而恼怒。就连梅里美也曾在信中表示不理解《阿尔芒斯》中奥克塔夫·德·玛利伟在爱情上的不得意，“您似乎言犹未尽。您要承认您的奥克塔夫是因为苦于同性恋才逃避女人的，这也是他自杀的原因，也许他是两性人，或者干脆是个失去男性能力的人。”[1]虽然司汤达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对于如今的法国社会而言，确实是最好的解释，也是对他最有利的解释，但是他依然十分失望，因为这意味着自己仍然并且似乎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被人理解，“诚然，他从未被迷恋过，法国未必会使他更加失望，但是社会却会想方设法或者不由自主的变换手法刁难他，重伤他。”[1]

另一个关键词便是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在第一次复辟初期，路易十八“与新体制和新的支配阶级实行必要的妥协”[2]，但是，随着保王党的施压“他在短时间内把一万多名军官革职，只发给‘半薪’，招募贵族子弟建起享有高薪特权的王室卫队，恢复了贵族院，让贵族在政府部门和军队中充任高官显职，免除教会学校一切租税，并使教会不受政府任何管辖。”[2]一系列的政策推行，使得波旁王朝越来越不得民心，人们开始怀念拿破仑。随着拿破仑的回归，宣告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以失败告终。

但随着拿破仑兵败并宣布退位，路易十八马上赶回法国，开启了波旁王朝的第二次复辟，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法国。随着1816年新议会的成立，法国开始了君主立宪制的尝试。“资产阶级子弟在中签后可找人替代自己服役，军官提升以服务年资为依据，凡未当过两年下级军官者或未经军事学校考试毕业者不得担任中级以上的军官，后一规定使贵族想恢复其只会特权的幻想最终破灭。”[2]1820年，随着刺死了一位将来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公爵这一事件的发生，导致极端保王派又卷土重来，规定“重新建立报刊检查制度，报刊发行必须经事先批准”[2]，这直接导致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报刊被查封。到了1824年，为了能够根除社会上这些反对政府的‘阴谋’，随着各学段的不同安排，一阵黑色恐怖正随着白色恐怖弥漫在法国的上空。“宗教职业成为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择业时的首选。”[2]同年，查理十世继位。但极端保王党的过于猖狂，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在1827年的新一轮选举中自由派占据多数。新政策“重新给报刊某些自由，并为满足反教权派资产阶级的要求，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禁止耶稣会教士开办新的教育机构，限制规模小的神学院中的学生人数。”[2]但由于侵犯到了保王党的利益，因此，1829年，自由派内阁倒台，由查理十世的亲信接替。同年，由于经济危机，法国一些地方出现了饥民骚动，被迫召开议会的查理十世，由于不满会议上所提出的《221致词》，一怒之下解散了众议院。尽管六月底的选举结果以资产阶级自由派占据绝对优势，但不愿接受的查理十世发布了《七月敕令》，连着四条敕令发布，引起了民众极大的不满，7月27日，巴黎终于爆发了革命。‘光荣的三日’后，笼罩了法国多年的白色恐怖终于宣告结束，波旁王朝的第二次复辟宣告失败。

二、民众生活

波旁王朝统治期间，不断变化的政党派别以及政策颁布下，所受到影响最大的不是身处政治中心的教会、贵族、政府，而是民众。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身贫寒的青年人只有教会这一条路可走，他们大多会进入神学院学习，但是“这里教授的都是要学生死记硬背的，使人变得迟钝的，显然是僵死的知识”

[1]，“学生们每天都得忏悔，两个忏悔者要互相检查，必须和盘说出自己的全部想法，疑惑和希望”[1]，“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必须弃绝个人自由，完全泯灭教会所不允许的个人愿望”[1]。神学院所要培养的，不是虔诚的教徒，而是政府的‘棍棒’，社会秩序的‘监管者’。司汤达本人对于教会也是愤恨的。这始于小时候教导过他的神甫先生，再加上之后他在外祖父那里读到了人文主义的文章，“这一切使我对于神甫们教给我的种种有关上帝和教会的戒律更加视若粪土，我日日看见神甫们巴望法军败北并为本国的凯旋而伤心落泪。”[3]而贵族在司汤达的印象里，是一群经常把“与平民人家的孩子为伍”[3]作为口头语的虚伪的人，他评价自己为“严格的贵族教育和宗教教育的牺牲品”[3]家人眼中的教育和关心在他眼里却是折磨。

结语：司汤达本人借助《红与黑》阐述了他所看到的社会氛围：首先，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虚伪，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彼此监视，都希望能够抓到对方的把柄，或是狠狠地敲诈一笔钱，或是借机要求晋升。原本应该教育出虔诚教徒的神学院却成为了社会监视者的训练营。至于民众与政府之间，随着政府会检查信件成为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之后，政府便在公众眼中失去了信任。其次，整个社会，尤其是那些掌握权势与金钱的上层阶级，极端的忠于等级、血统。在这个社会上，拥有了金钱与权势几乎就等于拥有一切，这世上好像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而这些的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出身、血统，这可以说是断绝了下层青年奋斗的出路。但同时，这些上层阶级大都内心空虚，这主要是由于在他们的观念里，只要他想便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一切。因此便没有了冲劲和动力。

参考文献：

[1][苏]维诺格拉多夫著；李忠清译.斯丹达尔 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2]吕一民著.法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3][法]斯丹达尔著；周光怡译.斯丹达尔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