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同理心对抽动症包容度影响的研究

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同理心对抽动症包容度影响的研究

王曼萁

成都外国语学校

摘要

抽动症患者的生活因为此类神经发育类疾病的症状和并发症等存在着诸多不便，但是，对于抽动症的社会性研究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以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学生抽动症包容度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母亲的SES与学生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r=-0.277, p＜0.01)呈负相关；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水平（SES）与学生的同理心分数(r=0.321, p＜0.01)、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r=0.251, p＜0.05)均为正相关。学生的同理心与其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r=0.377, p＜0.01)呈正相关。研究结果发现了家庭与学生的同理心以及其对抽动症了解程度的关系。另外，本研究能够提示中学生更关注抽动症患者，间接帮助抽动症患者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抽动症；包容度；中学生；同理心；社会经济地位

英文摘要

The patients of Tourette Syndrome (TS), a type of neurodevelopmental disease, undergo inconvenience in their life due to the symptoms and complications of TS. Nonetheless, studies of Tourette Syndrome in social perspective are few. Therefore, the study was constructed.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ly influential factors of the tolerance of TS, us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subjects.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presented that the moth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tudent's knowledge of Tourette syndrome (r=-0.277, p<0.01). The father's SE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tudents' empathy score (r=0.321, p<0.01) and understanding of Tourette syndrome (r=0.251, p<0.05).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empathy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ourette syndrome (r=0.377, p<0.01).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students’ empathy 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ourette syndrome.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is capable of rais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awareness of TS patients, which indirectly helps the patients establish more inclusive social environment.

Keywords: Tourette syndrome; Tolerance; High school students; Empathy;  socioeconomic status

1 引言

抽动症是一个儿童时期发病的神经发育类疾病，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对抽动症的正式定义，抽动症的术语是抽动秽语综合征或抽动秽语症，抽动具有突然、迅速、反复、无规律的运动或发声，通常先于冲动的特点[1-2]。 其诊断症状通常可以被分为四类：第一，虽然不需要同时，但是必须具有至少两种肌肉抽动和一种发生抽动；第二，肌肉和发声抽动症状至少持续一年；第三，在18岁之前出现抽动症状；第四，出现非因服用药物或因患有其他疾病而引起的抽动症状[3]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份研究显示，在2016年和2019年这段时间内，患有抽动症的儿童和青少年大约有174000人。平均在333个3到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中有1个人患有抽动症，

发病率大约为0.3%[4] 。

对于神经发育类疾病的患者来说，社会支持、大众包容对于这类疾病治疗和管理的重要性。一项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将减轻对于患有同样被归类到神经发育类疾病的多动症的患者的症状[5]。 此外，有研究显示，抽动症患童和家属都面临着压力和社会性鼓励，通过寻求社会的理解和接受将帮助他们减轻这样的压力，也会减轻抽动症患者的症状，对患者和家属今后的生活也呈现积极作用[6] 。

神经发育类疾病需要社会支持、包容和理解，让患者更好的康复或是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但目前抽动症社会包容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还是未知的。因此本研究将探索可能影响抽动症包容度的因素，其中包括了对于社会包容度有着显著影响的因素：研究对象的家庭环境、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以及同理心[13-15]。

在以往研究中，中国西南部是抽动症社会性研究的盲点区域。然而，对于抽动症患者的保护和社会文化的促进应当是全面性的。因此，本研究将针对这个区域进行针对性调查，为此区域之后的对于抽动症的改善举措提供数据和基本结论支持。此外，学生群体的选择来源于抽动症的病理性。抽动症在儿童时期发病、在青春期达到症状最严重的阶段，这个关键阶段尤其需要社会支持。作为抽动症患者的同龄人，中学生对抽动症患者的包容度会对患者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主要探究中国成都的中学生群体对于抽动症的包容度，针对性地调查学生群体对抽动症包容度，为之后针对于学生群体改善对抽动症包容度的举措提供支持。

2 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通过线上的形式得到了98位学生的反馈。根据学生的答题时间以及年龄，排除答题时间排除小于100s (N=3)、大于1500s (N=1)的问卷以及非中学组（包括初中、高中）的学生(N=6)，最终以88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女生59名（67%）和男生29名（33%），年龄分布为13岁到18岁（平均年龄为16.35岁，标准差为0.954岁），包括10位公办校学生、14位民办校学生以及64位国际学校学生。研究对象在参与调查前均已经熟悉本研究的目的与流程。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通过研究法，以获得研究对象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SES）、学生的同理心、学生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抽动症的接受程度。

2.2.1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是通过问卷进行收集的，条目包括父母学历、收入、工作等，共XX题。通过收集学生的父亲与母亲的职业、学历、年收入来计算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FSES）与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MSES）。通过梯形计分方式，根据国际教育分类标准（ISCED）、国际职业编码标准以及CNNIC收入分类标准进行计分[12]：父母学历从小学到研究生，按照1-5的编码形式进行编码（1=小学、初中；2=高中、中等专业学校；3=大学专科、专科学校；4=本科；5=研究生）；父母职业编码为1-6（1=全职在家；2=其他；3=自由职业者；4=服务业人员、工人；5=专业人士、公司职员；6=事业单位/公务员/政府工作人员）；父母年收入编码为1-6（1=5万及以下；2=5万-10万；3=10-15万；4=15-20万；5=20-50万；6=50万以上）。

2.2.2同理心问卷

研究对象的同理心水平采用珀斯同理心量表（PES）[10] 进行收集。PES通过自我报告，旨在评估同理心的认知和情感成分，并针对同理心的重要因素，即消极和积极情绪，共包含 20 项问题。从该测量中可以得出四个子量表分数和三个综合分数，分数越高表明同理心水平越高。 总体共情能力的得分即为所有项目相加。 另外，前序研究显示了珀斯同理心问卷男性和女性之间测量的不变性，保证了衡量的统一性，并强调了同理心测量评估中积极和消极情绪的重要性。 通过与述情障碍和其他共情测量的比较，PES在以往研究中表现出较高的收敛和区分的有效性[10]。

2.2.3抽动症了解程度问卷

此问卷包含8个条目，考察了学生对抽动症的患病年龄、症状、和基本病理等方面的了解，例如抽动症是否可以被遗传、是否被后天环境所影响、抽动症的典型症状、抽动症多发人群、抽动症并发症、和是否直接遇见过抽动症患者。此问卷采用积分制，如选中正确答案则加分，未选中不扣分。最终，将所有分数相加所得出的总分即为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评分。

2.2.4抽动症包容度问卷

本问卷包含3个维度、共15个条目，其中有6个条目为反选。问卷从自身患有抽动症患者的假想情况、与抽动症患者的假想互动情况、社会与抽动症患者的互动情况这三个维度来衡量研究对象对抽动症的接受程度。每个问题受试者从1到5打分，依次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在数据处理时，正选题直接相加，反选题的分数从1到5依次被5到1所代替，最终处理后的所有题目分数相加得出对抽动症接受程度的总分。

2.3 问卷收集方法

本研究为计算机辅助自填式问卷，受访者通过问卷星链接进入问卷匿名完成填写任务。其中，自填式问卷调查在12月15日在问卷星发布为公开网上自填式问卷形式。任何受访者都可以进入。其次，问卷并未设置时间限制，受访者填写的时间较宽裕，在填写的时候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2.4 数据分析

本研究数据分析由SPSS.26进行。首先进行指标合成，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父亲SES、母亲SES、学生同理心分数、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抽动症的接受程度进行相关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SES指标的合成

对父母的学历、职业、年收入进行因子分析获取父亲与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指标，最终获得公式如下：

父亲SES（FSES）：(-0.701 * Z父亲的职业+ 0.564 * Z父亲的学历+ 0.785 * Z您父亲的年收入) / 0.47509

母亲SES（MSES）：(0.671 * Z母亲的职业-0.651 * Z母亲的学历+ 0.518 * Z母亲的年收入) / 0.38072

3.2 各变量描述性结果及相关分析

表1  个变量描述性结果及相关分析(N=88)

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父亲SES、母亲SES、学生同理心分数、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抽动症的接受程度进行相关分析。表中包含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结果表明，父亲的SES与学生的同理心分数(r=0.321, p＜0.01)、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r=0.251, p＜0.05)均为正相关；母亲的SES与学生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r=-0.277, p＜0.01)呈负相关；学生的同理心与其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r=0.377, p＜0.01)呈正相关。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究影响抽动症接受度的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由父亲学历、 收入水平、工作组成的SES越高，学生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越高，并且学生同理心分数更高。父亲的SES与学生的同理心和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存在相关，意味着父亲角色对学生的社会情绪影响。父亲对于子女的影响通常体现在对其未来行为的指导，并且在现代抚育的抚育模式下，父亲的角色已经远超于单纯地给予物质支持，父亲的角色相比于原来更加具有情绪价值[7]。

但母亲的SES与学生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呈负相关。这与过往研究中的结果相反。以往研究显示母性对认知储备有着积极影响，即呈现正相关。[8] 这可能是因为以往研究对于认知储备的定义所涵盖的范围更广，因此仍然证明了正向相关的趋势。在本研究中，只涉及了认知的一个细节：对于抽动症的认知，即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所以与整体认知和母亲呈现负相关。此外，过去研究结果与本研究不同的可能原因是母性与母亲社会经济地位有着差异。由于分析对象有一定差别，当母性与子女认知呈现正相关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则有可能与子女认知呈现成反向关系。

除了父母的SES外，学生的同理心也与其对同理心的了解程度也存在正相关，学生的同理心分数越高，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也就越高。这意味着同理心与知识的认知或对新知识对开放能力存在一定关系。有研究表明，产生同理心往往伴随着主观的认知努力，随着同理心的变化，产生认知机会也会更多，人们对于新事物的认知就会变多。这具体即可体现在本研究中同理心分数更高，对于抽动症更加了解的情况下[11]。

另外，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同理心均与学生对抽动症的接受程度无显著相关。但是，以往研究显示开放能力受背景、学生、教师、学校和家庭层面相关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包容度作为开放能力的一部分，也受到相关因素的显著影响[9] 。这样的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来自于样本差异：第一，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只有88名中学生；并且样本量较为单一，研究对象大多来自成都地区，且只包含中学生群体。

5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探究了影响中学生对抽动症接受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学生同理心和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受父母经济社会水平的影响，但对于抽动症的接受程度与家庭和同理心无关。抽动症与社会的关系得以体现在家庭和对其了解程度上。尽管研究结果与研究的预设存在差异性，但由母亲和父亲共同构成的家庭环境在学生的同理心和对抽动症的了解程度都有着重要作用。

此外，中学阶段是生理和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抽动症最为激烈的发病阶段。本研究能够提示非患者中学生提升对身边存在精神发育障碍类疾病的学生的关注度，增加他们对这类疾病的了解程度以及理解；同时能够间接帮助中学生患者创造具有包容性与理解性的校园环境，并可能降低其病耻感。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是样本的数量和分布。在本研究中样本量并未达到最理想值，另外，研究中的样本均来自于四川省成都市。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局限性体现在无法概括更大范围的抽动症包容度的情况。其次，本研究的局限性是未囊括所有抽动症包容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只针对两个方面对抽动症接受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但抽动症接受度的相关因素仍然涵盖更多板块。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和样本多样性，并且根据研究目的合理扩大研究对象的分布地域。另外，需要进一步挖掘与分析更多的对抽动症包容度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建立抽动症包容度的标准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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