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女性自我展现和表达的影响因素--以中国UGC社交媒体为例

新媒体语境下中国女性自我展现和表达的影响因素--以中国UGC社交媒体为例

全俊娴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402160

摘要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描述道：“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1]] 沿着历史的长河追溯，在传统媒体中，中国社会的舆论话语权是和父权制社会体系紧密相连，支配着主流叙事。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这种传统也被沿袭了下来。在新媒体中，中国女性形象表征的空间得到了扩展，形成了“他构”和“自构”两种女性形象。在“他构”中，女性的形象无法逃离“被凝视”与“被塑造”的命运，[[2]]这就意味着她要在展示真实自我和“被凝视下的”自我之中挣扎；而在“自构”当中，虽然有着“去他者”的意味在里面，但其展现在公众视野的内容大多集中在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3]]再次，女权主义在中国新媒体的传播之中也有被污名化和走向极端的趋势，使得网络上两性对立严重，而女性真正的声音和诉求被隐匿消解。[[4]]另一方面，新媒体的低平台，以及隐蔽性和自主性更加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自我展现和表达，甚至会动摇传统话语权，使之开始重新分配。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新媒体平台可以通过技术赋权，使女性的形象从传统媒体的他者构建转化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构建[[5]]。再次，新媒体平台之中展现出来的多元化女性形象，也在改变和拓宽社会对于女性的价值认知和关注范畴；女性的权益和诉求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和解决。总的来说，虽然从整体形式上来看，新媒体平台由于拥有着UGC可供性的特点，有着动摇传统话语权，给女性提供多元多渠道的展现路径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在改变着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的认知，并且让平权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但是在本质上，新媒体平台在对于女性形象展示和自我表达上依旧遵循着父权社会的原则和规律，其负面影响和局限性不容小觑。本篇论文将讨论中国女性形象通过中国UGC社交媒体平台展示以及自我表达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关键词：新媒体、UGC、女权主义、技术赋权

一 、“他构”视野中局限和矛盾

西蒙娜·波伏娃提出“女性不是生而为女，而是被塑造的。”[[6]]中国新媒体大致聚焦和塑造的青年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为贤妻良母型，女强人形象，教唆和诱惑贪官形象，性感女网红形象，大龄未婚女性形象，爱打扮爱美的女性形象等。[[7]]很明显，这些女性形象绝大部分都是“他构”，和依附男性和被凝视有关，然而在“被凝视”的表现内容部分，女性在媒体中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观赏对象，负面的报道比较多，男性依旧掌握着话语主导权。[[8]] 我国的传统观念却认为，女性的身体和物品是一种私人领域，如果暴露在公众领域，就是有被沦为有色情诱惑的嫌疑。在网络领域，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意识得到延续，女性在新媒体之中的表现，依然受到男性思维的评价和审视。例如在抖音平台之中，虽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颜值主播，美貌与才华兼具一身深受粉丝喜爱，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女性形象却不可避免地被网友打上“色情”的标签并且与道德捆绑进行“荡妇羞辱”。[[9]]荡妇羞辱例被定义为对于女人或者女孩的外表、性存在和表现的污名，这种污名化在社会关系的制裁上的表现就是谣言，排斥或者侮辱，互联网和新技术使这种现象得到扩展。[[10]]如1260.3万粉丝的抖音账号“一栗小莎子”，早年间一直以清纯的jk示人，不温不火；后面却以一条“蓝色战衣”的性感视频红遍全网。但是随着成名，关于她的负面评价也喷涌而来，被打上“软色情”“媚男”等标签。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271.81万粉丝的抖音账号“肥振华”主播身上，她发布的一些自弹自唱的片段因为独特的唱歌的声音而被一众网友指责“擦边”“死夹子”，被进行四年之久的网络暴力。这些例子表现出在社交媒体公众传播领域的一个矛盾所在：即要求女性具有男性视角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对于这种审美价值进行道德批判。这正是女性在新媒体内容生产中遭遇的一个尴尬的局面。

二、公共领域中的女性画像与标签

如果说中国女性在新媒体中大多的展示内容都在私人领域。那么在公众领域，女性形象却是有所缺失的。在网络新闻客户端中，男性往往被描述为社会贡献，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角色”，而女性则是“社会边缘人”。女性的形象在网络新闻中在特别是在舆论热点事件中的形象大多也呈负面。在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2月1日腾讯新闻客户端推送的392条新闻中，关于女性的正面报道仅占11%，负面报道占51%。其中，她们的形象通常为受害者，肇事者，不法者等负面形象占了所有类型的52%，而女性榜样，颜值类女性等正面报道仅占了所有类型的28%。[[11]]例如近几年在学术领域，“学术妲己”，“学术媛”等词及其出现的相关新闻事件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有研究者将网络媒体中涉及到“女博士”群体的相关报道内容倾向性进行研究，调查显示1440个样本中，新闻内容所体现的媒介倾向中24.72%为正面形象，69.93%为女性的负面形象。

[[12]]比如在2023年6月，网络上爆料的985女博士给导师当小三，成功入职某名牌大学。诸如此类的展示女性“教唆和诱惑贪官形象”的新闻层出不穷。在“女强人”形象类别中，负面评价也难逃幸免，曾靠自己收入年薪百万的牛津最美女博士朱雯琪因为经常在社交媒体中发布有关于旅游、酒店、游艇、等奢侈生活的帖子而遭到网友的质疑其学历和能力，嘲讽她是造假的“学术媛”。[[13]]不论是放大女性靠“权色交易”上位的倾向，还是质疑女性自身的能力，其实都体现网络公众舆论在公共领域对女性的不认可和压制。在新媒体领域，对女性进行价值评判时，女性的家庭价值依然要比社会价值重要。

三、中国网络女权主义举步维艰

在欧美国家，年轻的女权主义者有着利用媒体、流行文化和互联网作为女权主义行动的工具的历史[[14]]网络女权主义在早期的网络女权斗争上，很符合女权主义的原则。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网络女权有两种在线空间类型：电子杂志和博客。[[15]]在网络空间中，她们通过书写博客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引起公众关注，并且能和有相同看法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团体。当今的女权主义者将互联网视为提升和创造辩论空间并表达边缘女性问题的一个平台。[[16]]当今中国的新媒体平台也为缺乏资源，分散在各个地方的女权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聚集和讨论的平台。比如微博、微信、抖音，知乎论坛等 UGC 平台，这些平台一方面让女权主义在新的环境下会以更加日常的形式进行运作，在各领域展开与女性或儿童相关的合作形式，另一方面，它们让许多致力于推进女性权益发展与进步的自媒体在的运营和发展也逐渐成熟。[[17]] 无论是哪个流派的女权主义，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全面解放和自由。[[18]]但是，在这些UGC平台中，出现了“中华田园女权主义”等对女权主义进行污名化的词汇，扭曲了女权主义的核心诉求，阻碍了女权主义的发展。“中华田园女权主义”一词泛指我国本土激进盲目的女权倾向：有对权利的强烈诉求，而拒绝承担权利带来的义务。

在短视频领域用户庞大的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疑似中华田园女权主义”的账号，在两性关系上把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受害者的形象无限放大，鼓吹利益至上，并且不同程度地存在把男人放在女人的对立面，或者加害对象。比如自媒体情感博主“曲曲”，在视频号，公众号，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都有其短视频账号，而且经常会在抖音直播连麦粉丝帮其分析解决情感问题。她的一个核心观点“女性要在情感中时刻保持清醒，使利益最大化。”虽然有教女性做独立自主，清醒聪明的女人的意图在里面，但是其有完全把情感，两性关系当作纯粹物质利益交换的筹码的倾向。一方面，她确实拯救了不少“愚昧无知的恋爱脑”。另一方面，却有为了流量密码滑向田园女权的嫌疑。向这样类似的情感博主的账号不在少数。新媒体之中的田园女权，而新媒体中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应该集中力量在包括对于女性的尊重和包容，去除掉刻板印象；让女性享有应有的保障和权益；倡导两性平等对话等方面作出努力，而不是让女权主义者受到社会大众和舆论的敌视疏远，承受污名，影响。

四、“技术赋权”使女性“被看见”

即使新媒体技术的出现给女性的形象构建和话语权带来了诸多阻碍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同时又为其提供了“里程碑”式的转机。这里不得不提到技术赋权。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获得在社会事务参与、劳动力分配以及智力生产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被认为是一种“赋权”（Empower）。[[19]]在新媒体社交平台中，女性的传播因为“技术赋权”从“为弱者的传播”转变为“弱者的传播”，弱者的内部性、关系性和能动性得到重视和强调。[[20]]根据研究人员对于B站美妆视频的统计观察研究发现，在新媒体技术下，女性的通过形象和话语的展演产生了一种“可见性”。一方面，她们通过在新媒体平台发布内容来表达思想和个性；另一方面，她们在社群中找到同类并与她们进行情感链接，得到归属感，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话语权，被理解，被看见。[[21]]而这种“可见性”是基于新媒体的“可供性”特征之上的。新媒体的可供性分为三个层面：信息生产的可供性（内容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22]]。在这种“可供性”的前提下，女性通过最大自由化地展示自我，并且利用群体经验和话语修辞释放了传统的男权社会制度下培养出的女性对于自我身体和情欲的羞耻感和“失语”，女性的诉求和欲望得以再次展现。比如2017 年网民们在社交媒体贴上“me too”的标签，大量的女性（包括少部分男性）参与这场跨国的网络行为，提供救助或者揭露暴行，使“性暴力”从一个群体性话题转变为全球性的对话。

🈚️        

五、新媒体“可供性”推动平权发展

而在网络女权运动领域，新媒体的“可供性”的配置，也让女性通过自定义审美在流动的数字实践社区通过“身体展演”“姐妹情谊”“时尚传播”等互文叙事来进行表达交流和传播引导，从而“能动”地构建出女性主体的“可见性”来对抗父权体制对性别权利结构的再生产。例如由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电影《芭比》在上映之后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引发了一波“芭比”热，其热度比较高的内容大致都分为三大块：一、博主打卡各地芭比展，传播展览布景形象和理念；二、博主一个人或者和其他人一起应景盛装打扮去看《芭比》，诉说观影感受；三、录制关于芭比的美妆美发类的视频，介绍各地有关于芭比联名的服饰，产品或芭比的宣传广告等。这些芭比周边衍生品能受到广泛的小红书用户的追捧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了小红书大部分受众喜爱的元素：流行公主风，奢华浪漫，高调个性等，而且其传播的平权理念也深受小红书年轻女性的认可。根据桂琳教授在中国青年网的评论，该影片表达了在父权制社会下，对于男性与女性角色的控制和压迫，使个体失去自我。

[[23]]在这种电影传播语境之下，以小红书为首的这样一些由女性主导的社交媒体传播社区，利用影，音，书等视听产品的周边衍生品，一边通过身体形象展示，时尚穿搭来创造着自我定义的美，一边通过创造共同话题和兴趣来和其他女性产生交流和链接，产生女性相互看见、互相肯定的女性魅力和力量，重新定义着女性价值。值得一提得是，在一些视频中传播的内容诸如“和男朋友一起穿芭比套装去看电影”和“男朋友一起逛芭比周边”都在有意挑战传统社会对于男女的刻板印象，以及表达男性对于女性的尊重理解。总的来说，新媒体平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网络女权主义在对抗父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诸多限制压迫和符号暴力提供着举足轻重的舞台，同时也在为女权主义走向平权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六、基于影响的建议

在父权制的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之下，男性和女性逐渐发展成互相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特性和气质。要打破这种局面，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24]]社会性别主流化并不只是对女性权利、地位的保护，更

重要的是从社会制度出发，从上而下地保证将性别意识贯穿在政策的制定、执

行和评估的整个过程之中。[[25]]在新媒体UGC社交平台之中，政府有关部门和平台应制定相应宣传教育措施引导网民追求构建多元化，和谐的虚拟社区，以塑造开放自由的性别个体或群体形象（例如像豆瓣，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兴趣小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拓宽渠道预防监管网络暴力的发生，并且加大惩处力度。另外，各新媒体平台还应研究关于女性议题新闻/UGC/广告等各个板块输出的方式方法，具体内容，比例以及由它们产生的公众效益，方可改善缓解长此以往公众对于女性形成的各种刻板印象；谨慎为了纯粹的商业利益而向公众传输有失偏颇的舆论信息，造成持续负面的公众影响，对于一些有明显不良内容和误导公众信息言论的账号进行及时控制消除。在当前数据主义思潮主导下，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对人产生深刻的外部控制与内部消解，技术开始作为一种 “准他者”对人们产生强烈的促逼，使得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受到严峻的挑战和威胁。[[26]]由于现在很多的新媒体平台都凭借算法加持，利用大数据推送用户长期浏览的内容，这也是造成“田园女权”“精致利己主义”出现推波助澜者之一，“键盘侠”们一旦开始刷某一类具有偏激观点的视频，那么大量的类似的视频就会向他涌来，给他造成一种这就是很多人认可的观点的错觉。技术不仅仅是人类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性、客体性存在，应该还是人性的一部分。[[27]]所以，防止过度滥用算法在社交媒体中是各大新媒体平台需要考虑的内容。

在另一方面，只有社会广泛对女性在家庭私人领域产生的价值给予肯定，女性的自我价值才能实现，男女才能实现平等。[[28]]除了一直备受瞩目的公众领域的关注点，政府和各新媒体平台还应该注意引导公众关注女性在私人领域的价值，从而从多数女性擅长从事的领域肯定女性的价值。最后，基于新媒体平台“技术赋权”可供性的优势，让中国女性能够集体“展演”，“发声”，持续在社交平台上掷地有声地贡献力量，让笔者看到了中国新一代女性们的思想和行动力，她们为着真正的女权主义和平权努力着。在UGC社交媒体的洪流，对于中国女性的自我展现和表达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参考文献

[1]波伏瓦.西蒙娜. 第二性. 郑克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11页.

[2]方之衍. “新媒体与女性研究的热点、脉络与趋势——基于CNKI核心数据库257篇文献的计量分析.” 新闻知识, 第1期, 2022, 55–62页.

[3]赵翠竹. 新媒体时代中国女性国际形象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硕士学位论文.

[4]汪嘉媛. 社交媒体场域中女权主义话语困局. 上海师范大学, 2022, 硕士学位论文.

[5]何沛霖, 曾李. “新媒体语境下女性媒介形象研究——以小红书APP为例.” 传媒论坛, 第6卷, 第13期, 2023, 47–49页.

[6]波伏瓦.西蒙娜. 第二性. 郑克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77页.

[7]张韵韵. “浅析新媒体环境下的女性形象.” 智富时代, 第08期, 2017, 5页.

[8]Thornham, Sue. Women, Feminism and the Media: Women, Feminism and Media. 1st edi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9]陈佳慧. “短视频传播中女性的数字形象建构分析——以抖音为例.” 西部广播电视, 第43卷, 第15期, 2022, 7–9页.

[10]Goblet, Margot, and Fabienne Glowacz. “Slut Shaming in Adolescence: A Violence against Girls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 18, no. 12, June 2021, p. 6657.

[11]张天姿. 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中女性负面形象及舆论引导研究. 河南大学, 2021, 硕士学位论文.

[12]王娜. 女博士网络媒介形象分析与实证研究. 南京大学, 2012, 硕士学位论文.

[13]詹世博. “被网暴的女博士，错在太美？.” 澎湃新闻, 4月17日, 202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655127.

[14]Harris, Anita. “Mind the Gap.”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vol. 25, no. 66, Dec. 2010, pp. 475–84.

[15]Willem, Cilia, and Iolanda Tortajada. “Gender, Voice and Online Space: Expressions of Feminism on Social Media in Spa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9, no. 2, Mar. 2021, pp. 62–71.

[16]Cochrane, Kira. All the Rebel Women: The Rise of the Fourth Wave of Feminism. Guardian Books, 2013.

[17]王玲娟. 传播学视角下“咪蒙”公众号的女权意识研究. 西安工业大学, 2019, 硕士学位论文.

[18]杨帆. 中国本土女权主义的异化与建构. 华东政法大学, 2020, 硕士学位论文.

[19]李屹, 阮孟玥. “浅析新媒体技术赋权下的媒介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 科技传播, 第11卷, 第10期, 2019, 88–90页.

[20]黄月琴. “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述评.” 新闻记者, 第7,期 2015, 28–35页.

[21]曾丽红, 等. “社会化媒介赋权语境下女性‘能动’的‘可见性’——兼对B站美妆视频社区的‘可供性’考察.” 新闻记者, 第9期, 2021, 86–96页.

[22]潘忠党, 刘于思. “以何为‘新’? ‘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 新闻与传播评论辑刊, 第1期, 2017, 2–19页.

[23]桂琳. 《芭比》：一种“不可判定的电影.” 百家号, 8月3日, 202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3169889401897294&wfr=spider&for=pc.

[24]汪超. “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国家治理、耦合逻辑与政府工具.” 理论导刊, 第7期, 2016, 32–35页.

[25]王晨阳. “她看”：微博语境中当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提升表现与困境研究. 郑州大学, 2022, 硕士学位论文.

[26]蒋晓丽, 钟棣冰. “‘数据主义’滥觞下的新技术人文：智能时代算法传播的价值转型.”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2023, 125-133+196-197页.

[27]Verbeek, Peter P. C. C. “Cover story: Beyond Interaction: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theory.” Interactions (ACM), vol. 22, no. 3, 2015, pp. 26–31.

[28]张凤琴. “从肯定女性特质角度促进两性和谐.” 武夷学院学报, 第37卷, 第11期, 2018, 39–43页.

作者简介：全俊娴（1994年7月）-女-汉族-重庆市永川区--硕士研究生--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助教--新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