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李大钊作为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其早期对易学有着独特体认和理解,并运用这种体认和理解建立起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他认为周与易体现着体与用、常与变之“宇宙二相”,吾人只要“以其不变应其变”,就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实现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的人生理想。他用太极、阴阳、变易等易学原理解释、说明进化论,并力图为进化论寻求形上学根据,使之更加合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用进化论来说明易学之阴阳、变易、生生、日新等观念,从而升进了易学的变易观,使大易哲学由传统活转于近代。在他那里,实现了中学与西学、哲学与科学的有机对接。本文认为,在注重易学本身的发展、演化研究的同时,也应注意像李大钊这种对易学援引、运用的研究,进而全面评估易学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影响。
简介:<正>中国早期儒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人学”,而借以反映这一基本特点的基本范畴便是“仁”。自原典儒学创始人孔子将“仁”加以系统化、哲理化之后,“仁”便成为展现早期儒学“人学”内容的重要范畴。“仁”集中阐述了为人的规范、待人的方式、修己的途径,明显体现了作为人的个体人格的价值、理想和归宿等,究其实质,就是儒家倡导的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伦理精神。而要把这种道德观念转变为道德行为,伦理精神转化为伦理行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忠”。笔者以为“仁”固然是中国早期儒学的重要范畴,但是,在强调“仁”重要性的同时,不应该忘记“忠”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早期儒学中的重要性。“忠”发端于殷周,至春秋战国时与孝、仁、义、礼成为重要的伦理范畴。后汉马融撰
简介:相关资料初步表明。在中国古代。客观地把握人性及人与宇宙变互作用的自觉与努力业已发生。本文试图阐明《易经》的思维理路,借此思维理路,《易经》不仅塑造和影响了早期儒家形上学,而且也塑造和影响了诸如意识研究,尤其是意识学之类的当代研究领域。《易经》的发展及其在西方的传播,正说明了这一点。意识学研究人性,思考存在的其他领域。在这些方面,意识学与《周易》是相通的。将意识学同中国古代思想相比较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研究的意识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早已有之。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必要在意识学的起始处研究意识学。在意识学研究中,意识进化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须进行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易经》来探索意识的进化。
简介: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所呈现的是中国向近代日本的学习热情与日本对古代中国的爱慕情结相互交错之景象。在这一时期,不仅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有识之士负笈东渡,出现了强劲的赴日"留学热",而且也有不少日本的文人学者来中国游历,出现了一阵来华"考察热"。而在诸多来华游历考察的日本人中,有那么几位可以说是带着明治大正时期阳明学运动之余热而冲着王阳明来的。其中高濑武次郎可以说是最早来浙考察阳明遗迹的日本学者,诸桥辙次则是最早考察并记录和拍摄阳明墓的日本学者,而井出季和太乃是最早把王阳明引入时已为日本所统治的台湾的日本人。
简介:【导语】近几十年来,大量的简帛文献资料出土面世,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简等,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于古代思想世界的认识。如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出土否认了“《孙膑兵法》为伪书”的看法,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丰富了人们对于黄老道家的认识,郭店楚简的出土则对《老子》的年代、孔孟之间儒家等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许多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争论了几千年也无定论,而简帛文献的出土使得其中一些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因此,每次新资料的出土都或多或少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古代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等方面问题的认识。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