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生产,也可以阻碍社会生产。在我国,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作为权力行使主体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神圣职责。要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正作用,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断提高履职用权的能力,同时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简介：准确把握宅基地资格权、使用权在法律上的性质,是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构建的核心与关键。对于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法律性质的判断,离不开具体法律关系性质的判断。集体与成员基于宅基地所有与利用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事实上的特殊总有关系。没有这种总有关系,没有成员的资格权,就无法理解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权。资格权是集体成员宅基地分配中的一种资格,其应该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利内涵,并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双重属性。宅基地资格权应进行确权登记,为使用权进一步分离提供制度基础。宅基地使用权看似是一种相对独立并具有他物权特质的用益物权,其实不然,其不只是物权法意义上的地上权,还可以是土地租赁权或法定租赁权。应取消原有的宅基地使用权,重新设计两项全新的权利——资格权与使用权。这种判断较为契合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具体的事实关系和实践特点,也较容易为我国农村集体成员所接受和认可。

简介：发展权是儿童权利的核心内容,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儿童发展权保护不断深化,受教育权得到有效保障,儿童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媒介使用进展迅速。国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儿童发展权保障的法律体系,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并实施了多种专项行动计划,落实儿童发展权。儿童拥有无穷的发展潜力,儿童发展权更充分的实现有赖于继续坚持儿童优先、以儿童为本、平等发展和儿童参与等原则。

简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而制度自信是巩固、发展和完善这一政治制度的重要保证。本文从制度自信与制度自觉的关系、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视野、政治制度判断标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等五个方面来讨论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阐述制度自信的含义、重要性及其理由和依据。

简介：当前作为国家用以判断、衡量、监测和监督精准扶贫目标是否实现的精准扶贫信息制度,面临着难以制约帮扶政府主体虚构帮扶相对人作为“贫困户”身份的信息、难以用较低成本“精准”获得帮扶相对人收支信息、难以约束帮扶政府主体虚构帮扶信息、难以用较低成本“精准”获取帮扶全过程信息等困境。精准扶贫实践中关于“好人”与“坏人”论断的两种流行观点对此并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产生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精准扶贫多层级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和偏好不一致。精准扶贫信息法律制度应当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通过为精准扶贫各方行动者设计可实施的制约和激励机制,理性规范精准扶贫信息的调查、收集、制作、复核和备案等环节的行政关系,以实现该制度的预期目的。

简介：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领导权至关重要。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为了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掌握领导权。党不仅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还要实现对国家政权和不同阶级、群体的全面领导。只有坚持集体领导,注重发挥政策和监督检查的作用,并紧紧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党的领导才能落到实处并发挥有效作用。

简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着恐怖主义威胁,因此,中国与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之间,甚至与日本之间应当构建海上反恐紧追权;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老挝、越南之间,甚至与印度、尼泊尔、不丹之间应当构建陆上反恐紧追权;中国与上述海上邻国和陆上邻国之间应当构建空中反恐紧追权。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属于国际习惯法,因此,“反恐紧追权”的制度设计应当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关于海上紧追权的规定为蓝本。

简介：我国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个别人滥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世界源头的美国成熟经验,能够为我国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益思路。美联邦《信息自由法》在申请处理期限、处理程序、收费制度等法定程序方面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确立起了程序弹性规制模式,从而减少了滥用申请权的潜在风险。这对我国宏观、微观层面的政府信息法律制度重构具有重要的参鉴意义。

简介：明朝监察制度在借鉴前朝监察制度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也存在着一系列的自相矛盾之处:监察机构不断完善与机构臃肿之间的矛盾;监察职权不断扩展与履职低效之间的矛盾;以澄清吏治为己任与自身腐败之间的矛盾;监察法律不断完善与带头违法之间的矛盾;禁止"风闻奏事"与捕风捉影泛滥之间的矛盾;备受皇权倚重与遭受残酷打击之间的矛盾。到了明朝中后期,监察制度的发展更是陷入了自我矛盾的怪圈之中,严重影响了监察效果。

简介：有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现有2.8亿人,但他们五险一金的参保率不足20%.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社会保险有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劳动力再生产,实现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它可以帮助参保人员面又寸很多的社会风险,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农民工的工作不稳定,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从事的多是脏、累、险、差的工种。农民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意外情况时,更需要社会保险的救济和帮助,因此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简介：竞业限制制度对于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保护用人单位对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投入积极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同时,其自由择业权也受到了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从设置承担竞业限制的义务主体范围、规定劳动者承担义务的期限、要求用人单位给付合理数额的竞业限制补偿费、设计完整规范的竞业限制协议等方面加以妥善解决。

简介：为贯彻落实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工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党代表作用,提高基层党建质量,近日,我省建立全省基层党建一线联系员制度,从出席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代表中聘任一批同志担任全省基层党建一线联系员。日前有100名基层党代表受聘为首批联系员。

简介：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作出规定,牵住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这个食品安全责任的“牛鼻子”,通过实行党政同责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难点突破,是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长效机制的新探索,也是把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效能的新实践。

简介：“三项机制”是江苏省省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推动干事创业、追赶超越的重要抓手和制度保障,是江苏省委加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层实践中客观把脉“三项机制”出台后基层干部心中困惑,探索制度“钢脊梁”,充分发挥“三项机制”“指挥棒”和“紧箍咒”作用,为能干事者“戴红花”,让“庸懒散漫拖者”“腾板凳”,不断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动能,跑出追赶超越加速度。

简介：文章从德国社会保障法中的生育津贴激励制度变迁研究入手,以比较法对其从1986年开始施行的“养育津贴”制度到2007年替代它的“父母津贴”制度进行社会功用分析。后者从津贴数额、领取期间、奖励政策三方面引致了深刻的社会改变,推动总生育率逐渐攀升,使低生育状况有了实质性改善。

简介：初级卫生保健或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离不开组织、制度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浙江省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县级医院与基层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从而让医共体内所有组成单位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初级卫生保健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在创新的过程中,由于既有人事、财政、医保和价格体制所构成的制度嵌入性,医共体机构统一目标受到多重体制的制约而难以在短期内达成,这其中基于编制的财政补偿体制尤为重要。浙江省政府启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改革,力推从按编制拨款到按绩效购买服务的转型。财政领域的制度变革,为医共体建设突破制度嵌入性的羁绊,实现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的公共治理创新,开辟了新的空间。

简介：近年查处的一些违纪违法案例表明,纪检监察机关不是“保险箱”,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有天生的“免疫力”。制定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正是通过强化制度约束,给纪检监察权力戴上“紧箍”,防止“灯下黑”。

简介：空气污染是当今世界性治理难题,它涉及多层级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虽然既有的合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为治理空气污染问题提出了有益设想,但仍有不足。多层级治理理论主张在维护现有制度框架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通过协调、统筹各个层级行为主体的活动来实现有序、高效的合作,这也就重新强调了为它们所忽视的政府治理和制度框架秩序,进而实现了超越。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空气污染状况,其多层级的制度框架又使得它陷入了空气污染治理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印度必须加强政府与社会治理,同时推动合作治理和网络化治理的升级,以此来完善多层级空气污染治理制度框架。

简介：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建立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职责,标志着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新体制的初步建立,这有利于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之间的适当分离和相互监督,提高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效率。但是新体制也面临着理论解释、制度创新和制度制约等方面的新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新挑战,应当夯实新体制的理论基础,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落实自然生态空间规划,优化权力配置,建立自然资源管理法律体系,保障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进。

简介：代购仿制药不仅涉及我国法律中的“假药”,更涉及我国药品专利权保护与专利强制许可问题。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国家有权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对药品专利权人实施强制许可。从理念上,我国应推动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实施。从制度上,我国应当扩大制度的适用主体,并且从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细化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事由与程序,以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