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恐怖组织的认同构建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个体恐怖分子在群体中找到自我、组织内部同一性的构建以及组织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在整个认同构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第一阶段,潜在恐怖分子在主流文化中认同受挫,转而寻求加入恐怖组织。第二阶段,恐怖组织以自身所处的宗教文化为基础,构建其组织文化,并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加深组织成员对这一文化的认同,但与此相对,恐怖组织外群体却很难认同其组织文化。第三阶段,恐怖组织内外群体文化融入策略选择的矛盾持续激化,最终导致恐怖组织采取一致对外的恐怖主义活动。通过“伊斯兰国”作为案例,对上述恐怖组织的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伊斯兰国”的“成功”是与其“成功”的文化融入策略密切相关,而其在阿富汗的受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融入策略“失当”所导致的,即“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但无力完成与塔利班的竞争,而且无法解决组织面临的跨文化冲突问题。因此,在打击“伊斯兰国”等暴恐极端势力时,关注文化融入策略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简介:内战中的反政府武装跨越国境开展抵抗行动将威胁区域安全。内部冲突的外部化成为目前国际安全领域研究的热点。针对与之相关的内战的域外情境,此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内战当事国、跨境行动的反政府武装及其接收国之间的策略互动模式。当越境散逸的武装分子与接收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时,策略互动将给当事国内部武装冲突局势和两国关系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事国内部冲突风险和国家间冲突风险至少受到三方面影响。第一,接收国影响武装分子行动的能力。第二,当事国阻止叛乱受到接收国资助的行动强度。第三,两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等方面影响。一国内部冲突与政府间摩擦之间的关联性将为区域安全机制的调停或维和举措带来额外挑战。国际社会在应对冲突威胁的行动中需要精确识别内战外部化问题的具体策略环境,从而为推动各方达成长效和平方案做出实际贡献。
简介:北乌干达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冲突。1986年,圣灵抵抗军在北乌干达以武力反抗穆塞韦尼政权的名义进行叛乱,迄今仍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的边境四处流窜。圣灵抵抗军的叛乱及其暴行不仅对北乌干达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和挑战,也深刻地影响着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乌干达同周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重点强调军事手段,重视媒体宣传、争取外部对其打击圣灵抵抗军的同情和支持。而圣灵抵抗军叛乱的动机已经从推翻穆塞韦尼政权逐渐演变成为开发“战争经济”和“为生存而战”。简而言之,圣灵抵抗军的叛乱策略是对叛乱成本-收益精心计算的产物。圣灵抵抗军的儿童兵策略、袭击平民策略、争取苏丹政府支持策略以及低程度地参与和平进程策略,既能够有效地打破乌干达政府的反叛乱战略,也导致北乌干达冲突的长期化及其冲突影响的“外溢”。要真正地解决北乌干达冲突以及圣灵抵抗军问题,需要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和平进程、促进北乌干达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加强对中部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
简介:长期以来,分离主义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事关一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问题。实际上,分离运动不同的起因与分离运动内在的异质性、弱势性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异质性视为东南亚分离运动产生的逻辑起点。分离运动内在的弱势性又决定了其斗争进程的非对称性,由此弱势性成为理解分离运动发展路径与现实走向的重要起点。基于此,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主要发展路径分为“国内-国际”与“国内-国际-国内”两种。东南亚地区的分离运动之所以从“国内”开始,是因为分离运动首先是国内问题。此后,在持续的发展进程中,基于最终目标实现与否、是否愿意调整最终诉求等原因,东南亚地区分离运动的现实走向主要分为独立、自治与极端化3种。当然,分离主义的产生并非源自单一因素,其最终走向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需要学界长期的关注与研究。
简介: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致力于重整核军备,大力推进美国核武器系统的现代化。其奉行这一政策的主要动力有:美国认为,俄罗斯积极谋求世界大国地位,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迅猛发展,其他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世界政治重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美国世界霸权地位面临严峻挑战;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把核力量作为追求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石,不仅大力推进战略核武器的研制与部署,还重建战术核力量,中国的核力量现代化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朝鲜和伊朗在核力量建设方面也取得进展,美国对上述国家核力量发展高度疑虑;美国战略核力量因受精确打击威慑等军事学说的影响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降低,长期投入不足,核武器库老化严重;美国核力量部队因冷战后爆发核战争可能性降低,战备松懈,管理混乱。特朗普政府的重整核军备政策固然可以进一步提升美国战略核力量的优势地位,但它也会相对削弱美军常规力量优势,有可能会出现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的情况。美国重整核军备必定会引发核军备竞赛,从而动摇全球战略稳定。
简介: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简介:孟加拉国、缅甸和印度在孟加拉湾北部海域边界争端中,由于其海域的'凹'型特殊地理特征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河口冲击形成领海特殊地质条件,使得在整个海域边界划界在司法实践中充满纷争。在孟加拉湾北部海域边界划界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国际法精神和'公平公正'原则适当调整划界方法以达成最终结果,但多次调整又会导致各自的200海里外大陆架形成与对方经济专属区相重叠产生的'灰区'。国际海洋法法庭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在裁决'灰区'效应问题中,灵活处理了200海里外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专属经济区的经济权利间的关系,以权利独立且分离的方式,实现了对'灰区'的权利重叠问题的解决。这一方式和划界趋向,将影响未来海岸相向或者相邻国家间海域边界争端中'灰区'的解决。
简介:东盟引资政策的发展始终服务于地区一体化建设的需要,在外部经济形势和内部发展诉求的双重驱动下,其演变过程有着两个关键特征:一是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本地区经历了从国别到区域合作层面的跨越;二是东盟各国大体上完成了从差别对待域内外投资者到逐渐取消引资歧视性政策的转变。基于各国在区域和国别两个层面上的FDI政策仍存在差异性,东盟应以《东盟全面投资协议》为导向规范各国引资政策,提高政策一致性,同时强调对垂直型FDI的引进以应对外资流向的分化问题,并深化本地区引资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增加东盟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最后,当前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细则还有待于完善,考虑到中国在东盟的投资活动多是在双边框架下进行的,区域层面投资协议的利用率还很低,中方可以通过增加对区域性项目的投资以深化投资合作。
简介: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逐步推进,它越来越深地介入到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存在的南海海洋权益纠纷中去,使这一问题逐渐升级,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为了应对这一安全挑战,不得不对南海政策进行调整。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调整,受到三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一是来自单极国际体系的压力,影响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制定;二是单极国际体系压力所引起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新媒体舆论的反响,影响中国对过去的南海政策和相应政策举措进行适度调整;三是锐意进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观上想在南海问题上有所作为,主动调整南海政策,并引导民众更好落实这一政策举措。中国调整南海政策,包括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国家资源统筹规划和整合、制度安排等三种方法。
简介: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简介:Since2016,theUnitedKingdomhaschangeditspreviousstanceofnottakingsidesintheSouthChinaSeaissue,andstartedtopressureChinainhighprofile.Severalseniorofficials,includingtheprimeminister,havevoicedtheiropinionsonSouthChinaSeadisputesandthefreedomofnavigation,demandingChinaabidebytheawardoftheso-calledSouthChinaSeaarbitration.In2018,theUKsuccessivelydeployedthreewarshipstotheAsia-Pacificregion,withtheHMSAlbionevensailingintotheterritorialwatersofChina’sXishaIslands(ParacelIslands)withoutpriorpermissiononAugust31,makingittheonlycountrybesidestheUnitedStatesthatconductsfreedomofnavigationoperations(FONOPs)tochallengeChina’slegalregimeandclaimofterritorialwaters.TheseactionsindicateashiftoftheUK’sSouthChinaSeapolicy.
简介: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印尼亲“伊斯兰国”组织仍处于持续扩散与活跃中,其极端主义信仰越发顽固,行动则更难防范。同时,印尼对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去激进化”改造失利。极端主义伊斯兰政党兴起对印尼赖以立国的潘查希拉原则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遏制后“伊斯兰国”时代恐怖主义的挑战,印尼政府修正了之前较为温和的、被动防守型的“柔性反恐”战略,其反恐态度转而趋向于强硬和先发制人。印尼反恐战略的转型取得了积极的遏制效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肯定。不过,当前转型中的印尼反恐战略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尚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印尼甚至有舆论认为反恐战略的转型是对印尼民主制度和人权安全的一种侵害,这给印尼未来反恐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与变数。
简介:Inrecentyears,twosignificanttrendshaveemergedinglobaltrade.Ononehand,basedontheunilateralideathatputstheirrespectivenationalinterestsfirst,afewcountrieshaveretreatedfromthepositionofequalandmutuallybeneficialtrade,evenatthecostoffiercetradefrictionswithothernations.Ontheotherhand,severallargeeconomieshaveadoptedapositiveattitudetowardtheirfreetradestrategiesandareendeavoringtoestablish“mega-freetradeagreements.”
简介:当前虽然南海形势总体趋于稳定,但引起南海局势再度升温的消极因素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此仍然需要不断加强周边各国在低敏感领域的合作,以增强各国间的信任。南海争议海域中存在争议方单方面进行海洋科研、共同海洋科研和第三方在争议海域进行海洋科研的情况,三者均有其存在的法律基础。通过对各种方式进行海洋科研的法律基础以及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发现,海洋科研合作是在争议海域内进行海洋科研最理想的方式,但是其在实践中的法律基础还比较薄弱。针对以合作方式进行海洋科研中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构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争议海域区域性海洋科研合作协定的方式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