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为缔约国规定了确保其所担保的个人和实体在进行国际海底区域内活动时遵守《公约》相关规定的义务以及对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然而,担保国的此种赔偿责任并非严格责任。只有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担保国才应对其所担保的承包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担保国未按照《公约》履行其确保遵守的义务;所担保的承包者没有遵守其义务并因此造成损害;担保国的不履行与损害发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担保国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其责任的上限是其所担保的承包者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同时还应考虑管理局和对有关活动行使管辖或控制的国家的潜在责任。然而,担保国和承包者并不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国赔偿责任的存在并不影响承包者承担和履行其赔偿责任。承包者应先于担保国履行赔偿责任,而只有在承包者不能完全赔偿其应负责的损害时,担保国才有义务对未能赔偿的损害部分承担剩余责任。由于担保国根据《公约》承担的确保遵守的义务是一种“行为义务”,而并非杜绝损害发生的“结果义务”,因此,如果担保国已经履行了公约规定的尽责义务,那么即使发生损害,也不应要求其承担责任。
简介: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作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极为复杂,中美关系的发展远非一帆风顺,今后也不可能坦途一片。仔细分析两国关系的坎坷历程,总的趋势还是积极向好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美关系。中美之间正在形成的新型大国关系,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时代需求,具有许多新的特征: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交往密切但互信度有限,在经贸金融领域广泛合作但冲突和纷争持续不已,在人文领域中深化交流,相互影响又彼此设防,在国际事务中责任相同、诉求相近但也常常立场相左。所以,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基础既牢固又脆弱,双方对此必须有清醒估计,都有责任精心进行维护和经营。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就当前而言,首先要在亚太地区形成良性互动。美国应站在全球战略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谨言慎行,真正践行两国领导人在《中美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支持通过合作努力建设21世纪更加稳定、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的庄严承诺,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简介: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开始海外殖民征服运动,这对于处于洲政中的美国人而言无疑是一次正义的冒险。“擅长治理是上帝赐予英语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恩典,因此我们可以统治野蛮落后的民族。”印第安纳州参议员艾伯特丁·贝弗里奇曾这样声明,“在所有的种族中,上帝选择美国人作为重建世界的最终领导者。”1898年,美国在菲律宾发动了一场军事征服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并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殖民地。这场征服运动既包括激烈的斗争、严刑拷打、强迫安置以及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竭力通过“亲善的同化”来怀柔菲律宾社会重要阶层。1901年7月4日,在威廉·麦金莱总统的指示下,“为了促进菲律宾群岛人民的幸福、和平和繁盛,一个文治政府建立起来了……(文治政府)最大限度地遵从菲律宾人的习俗、习惯、甚至是偏见,这些是形成一个公正有效政府的必要品质。”
简介:联盟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种国家间关系,对其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有助于学者们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具体的国际关系研究.围绕着联盟的起源这一主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在最近的十多年来,这一主题的研究又与单极体系内的联盟现实相结合,提出和分析了如下方面的核心问题:联盟需要什么样的共同利益基础;制衡性的联盟为何没有出现;国际结构如何塑造大国的联盟选择;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联盟的形成以及联盟起源的其他根源有哪些.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总的来看,现实主义范式的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系统性的理论创新不够,并没有提出解释联盟起源的新的核心概念,即如果把联盟界定为一种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而非仅仅是针对安全威胁的军事同盟的话,仅有结构现实主义和威胁平衡理论是不够的;联盟起源的理论研究仍然具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建构一种更加普遍的、有强大解释力的利益关系概念,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国家的联盟选择战略,将会有助于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联盟的起源.
简介: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掌握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学理层面论证其霸权合法性。冷战结束以后,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挑战,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议题、理论流派等方面与美国展开了积极的话语权竞争,成就了“欧洲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话语霸权。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与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也逐渐觉醒,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建设已初见成效,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有所提升。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话语权建设上存在诸多不足,应进一步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推动理论创新;寻找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点;拓展话语平台,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只有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