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优化工作效率出发，格式条款订入劳动合同以提高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缔约效率是完全必要与可行的，但预先拟定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在合同中设立不合理条款，减轻或免除自己的责任、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所以，对订入劳动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如何予以法律规制就显得至关重要。现行《合同法》对格式条款规制规则的规定，应当具体落实在格式条款订入劳动合同的事先、事中、事后的三个环节。只要格式条款订入劳动合同的基础是合法的、规范的，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是明确的、对等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是衡平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能得到保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就能得以构建和发展。

简介：目前，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存在立法漏洞及认识误区，应扩大劳动合同者的签订范围，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并完善其解除制度，实现劳动者和雇佣者的互利共赢。

简介：保险代理人或者保险业务员与保险公司之问究竟是劳动法律关系还是代理法律关系的争议由来已久，本文讨论的主题是借用他人保险资格证从事保险业务人员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的问题。作者认为，借用他人保险资格证从事保险业务虽系违法行为，但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通过举证来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双方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结合保险代理关系与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和区别，最终界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

简介：<正>"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这一规定历来被视为"合同严守"原则的经典阐释。然而,诚如"一般"与"例外"的辩证关系,"合同严守"并非意味着永恒正义,为避免特定态势下的非正义结果,法律有必要在矫正正义导向下进行相应制度安排,合同解除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正在于此。但是,对于合同

简介：体育赞助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家鼓励体育赞助。但是,体育赞助在实践中遇到不少问题。其中,体育赞助合同纠纷及其解决就存在同案不同判、法律适用不统一、法律判决缺乏可预测性和正当性等问题,从而影响体育赞助商与体育事业的共同发展。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相关立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缺失。深层次原因在于没有弄清体育赞助合同的法律性质,从而无法给体育赞助合同的法律适用提供统一的规则。为此,在法律适用前应首先明确体育赞助合同的法律性质,而现有各种理论均有其不足,应将体育赞助合同纯化为赠与合同。在法律适用中应坚持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准确认定具体合同类型。

简介：针对英国伦敦海事仲裁中英国法下船东所提出的交船后船舶质保索赔的实务问题，结合对常用船舶建造格式合同下质量担保条款的分析，并参照英国相关案例，对可能由船厂承担的质保责任和赔偿义务等内容进行了探讨。最后对中国法下船舶超过质保期可能引起的问题进行分析。

简介：美国的劳动争议仲裁体制是根据劳动争议的特性而建构的新型ADR,并分为权利仲裁和利益仲裁。权利仲裁属于自愿仲裁,包括怨情申诉程序和仲裁程序。利益争议事项涉及劳资双方的未来利益,仲裁往往是为促成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为保障仲裁的公正性,美国法院通过多个判例构成了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劳动争议仲裁体制应正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建立体现劳动仲裁特性的仲裁体制。

简介：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允许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转让,但从法理和制度价值上来看,应当采允许的态度.商品房预售合同转让的性质是合同的转让,因此其法律要件就应当与合同转让的法律要件相对应.通过完善现有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制度来构建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转让登记制度,能够切实解决投机炒房和“一合同二卖”两大问题.

简介：1776年CanervBoehm案被公认为保险法上具有法源意义的经典判例，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不是仅由这一单个判例，而是经由一系列基于对该案判决的片面理解和不当扩张而形成的。这一过程直到20世纪初才完全结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澳大利亚、美国等普通法系主要法域对该原则进行了反思与改革；最近的改革成果则是英国{2012年消费者保险（披露与述答）法》。改革之后，“最大诚信原则”日渐式微，而且在消费者保险领域几近消亡。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在这方面的改革进度和力度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社会福利模式以及保险监管模式的差异；此外，美、澳两国与英国的司法主权关系变化也是一个特殊原因。

简介：在欧债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和解约保护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解约保护不仅是对作为劳动者生存手段的工作岗位的保护,而且在劳动关系中也保护着劳动者的一般人格权,意义非同寻常。然而现行德国《解约保护法》中的解约保护制度却存在着诸多缺陷,使得该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旨在对德国现行《解约保护法》中的解约保护体系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分析这种制度的缺陷并介绍几种其他可能的调整模式,即经济补偿模式、协商选择模式以及改变《解约保护法》使用前提的模式,最后介绍笔者所偏好的一种模式。

简介：<正>解读一:司法解释充分注重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的利益平衡,确保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关系中,过分扩大劳动者权益保护,加大企业责任,就会使企业用人自主权受到束缚,最终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如果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到位,对企业责任要求过少,就会影响劳动力供给,不利于高素质的健康的职工队伍的形成,最终企业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在制定《解释(四)》

简介：以刑法修正案形式规范劳动教养具有可资借鉴性、相对合理性和技术可行性。我国劳动教养是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人身强制性预防措施，可以借鉴国外保安处分制度的法理与实践，以契合我国劳动教养法治化的基本需要。关于劳动教养改革，我国学界目前提出的劳动教养完善方案中，劳动教养独善其身的小修方案具有比较突出的相对合理性。《刑法修正案（八）》比较好地完成了作为保安处分措施的刑事禁止令的法规范设置，其为以刑法修正案形式规范我国单项保安处分措施提供了立法经验，而劳动教养无疑可以成为这种立法经验的“第二块试验田”，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期盼近期制定出台刑法修正案，以有效实现由刑法规范劳动教养制度的设想。新的刑法修正案应当以实体法与程序法内容相结合的规范形式，确立兼具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劳动教养法规范体系。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均有规定欠款利息偿付义务的条款。买卖合同解释第24条第3款规定，卖方要求买方赔偿其逾期付款造成的损失，法院可在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公约第7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拖欠任何金额，另一方当事人都有权对这些款额收取利息，且该利息不适用公约的免责条款。我国是公约成员国，我国法院审理的很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案件都应直接适用公约，如有公约的立法空缺未涉及的问题，应根据国际私法规则确定的准据法来解决。上述案件如涉及利息偿付问题，仅凭公约第78条无法确定计算利息的利率，需要进一步寻找准据法来确定利率。如果准据法为中国法，买卖合同解释第24条是我国买卖合同领域唯一关于欠款利息偿付的规定，因此该条是我国填补公约第78条立法空缺的法律条文。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与公约第78条相比，买卖合同解释第24务关于利息的规定存在单向性、惩罚性和不可免责性几个特点，在国际贸易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可能会给确定利息偿付义务时的法律适用造成一定障碍。

简介：原告方洪，男，1966年4月1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职工，住×××，公民身份证号码×××。委托代理人袁裕来，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斯伟江，上海市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简介：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再审的“桐城”轮案的判决引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实际承运人责任制度能否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的思考，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对实际承运人制度应当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中的合理性和妥当性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认为实际承运人的责任属法定责任，并不受到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四章未做要求但出现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的对出租人责任的规定不能直接约束实际承运人。实际承运人的适用范围和责任范围应当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时加以明确。

简介：本案中,债权人请求法院认定债务人与关联企业之间关于债务人主要资产的买卖合同因构成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而无效,并要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债权人通过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债务人确有损害其利益的行为,而且债务人与其财产受让人恶意串通,即债务人与受让人有故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主观恶意和串通、勾结的客观行为,从而获得了人民法院的支持。

简介：[基本案情]2009年8月,被告人郭某某和其老公黄某某开办了某市瑞丰照明灯具厂(以下简称瑞丰厂),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出资人为郭某某,郭某某为法人代表,黄某某任总经理.经营期间,2010年10月,瑞丰厂销售给德国的一批货物出现质量问题,导致退货并赔偿损失,加之国际市场不景气,汇率升高等原因,致使瑞丰厂出现严重资金周转问题,经营困难,欠下100余万元购货款.2011年9月,瑞丰厂销售给江苏宜兴的一批货物由于质量问题再次遭受退货,致使该厂难以继续维持.

简介：合同责任受税法规制植根于税法构成要件的满足,在合同义务与税收客体的合力作用下,合同责任与税法紧密相连.合同责任的法律规制在合同法上有一套自行规则,规则运行的结果便是经济效果的出现.税法上如何回应此种经济效果并不容易,需要借助合同法的有效资源,又不可过分依赖,毕竟合同法与税法有法律使命与法律目的的不同分工,评价的标准也存在差异.对合同责任进行税法规制,关键要解决两个中心问题:其一,合同责任主体是否当然为税法上的纳税人;其二,应该赋予责任行使所致的经济效果何种税法效应,如何配置既可衔接合同法又可为税法所用的合同责任涉税规则.

简介：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在本质上属于消灭时效，在实体效力上具有消灭诉权的效果，在程序上则体现为仲裁机构依职权主动审查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弱效力模式”相比，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属于消灭时效中的“强效力模式”。两者差异的根源在于劳动法与民法对公权力干预程度存在区别。在一裁两审的架构下，这两种时效模式衔接不畅，导致法官与仲裁机关在主动审查时效以及处理继续性债权请求权时尺度不一。为妥善解决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在制度层面对劳动仲裁与诉讼时效的冲突问题予以协调。

简介：青海省某单位与广东某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由某建筑公司承包建设某单位院内一栋洗浴中心大楼,合同约定某建筑公司于2012年8月1日前将工程完工并交付,若逾期交付,某建筑公司应向某单位支付合同价款3倍的罚款,同时每日按合同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至2012年8月1日,某建筑公司由于各方面原因,未能按时完工.2012年12月6日,因多次协商未果,某单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某建筑公司依法履行合同,并向某公司支付合同价款3倍的罚款,同时每日按合同价款的20％支付违约金.某建筑公司认为合同中约定的3倍罚款没有法律依据,且按日按合同标的的20％支付违约金,也明显过高,请求法院适当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