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深入辨析“检察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全面细化检察监督体系的具体内容以及进一步明确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工作，对准确领会、贯彻落实第十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法典是部门法体系化的最高形式。经济法的体系化有利于厘清市场与政府各自的边界,为不同主体分别提供权利、义务和权力清单。现阶段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缺乏、概念化不足、基本理论的欠缺和法典的自闭性缺陷决定了经济法尚不具备法典化的条件,但应当积极促进自身体系的优化升级,以子部门法典化为路径推进法典化进程。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法体系具有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规律决定了经济法应当以市场主体行为为依据进行内部体系建构。重构后的经济法由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法、资源环境法、财税法和金融法等子部门法典构成。

简介：对相同格式条款的司法规制常产生判决结果的抵牾和相同判决结果下的规则适用冲突。法解释学的形式逻辑推理无法消除抽象规则适用中的不确定性,只能容忍＂合法＂的裁判冲突存在。基于法经济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程序正义标准在核心给付条款上应通过标准化信息揭示推动市场合意实现,对涉及远期不确定风险的附随给付条款,其可降低为提醒注意以容纳实质正义标准的介入,程序正义标准应为严苛的法律责任提供可预期的合规避风港。实质正义标准由任意性规范和集体磋商产生的条款摹本构成,围绕该标准的粘性构建契合认知心理的选择退出机制,能够在约束附随给付条款的同时允许缔约方以合意的方式偏离实质正义标准。此种规制标准体系可提升司法的稳定性,并推动市场秩序真正成为格式条款的有效约束力量。

简介：7月1日起，中央行政单位办公标准将更加严格。

简介：《网络安全法》第42条但书条款构成了我国个人数据匿名化规则,该条款将用户同意与数据匿名化确立为数据流通的主要规则。明晰数据匿名化规则与法律标准是理解与适用该条款之前提,亦是促进当前数据产业发展之关键。在比较法上,欧盟更注重数据匿名技术本身,并将匿名化标准提高至数据公开的标准,而美国个人信息去身份标准更强调通过风险评估的方式对标识符的识别性进行判断,构成了两套风格迥异的标准路径。我国数据匿名化法律标准的构建应基于“无法识别个人身份”之前提,以标识符类型化为基础,并以隐私风险评估作为例外,协调匿名化规则与其他规则之衔接。

简介：通说认为,污染物排放标准系公法上环境管制的手段,效力并不及于作为私法的侵权法。然而法院在不可量物侵权的实际案例中却又承认合规抗辩的效力。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是,既有学说仅仅注意到了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侵权行为有关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而没有注意到造成损害结果的真正原因并非排污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而是排放行为造成的环境质量的下降（以环境质量标准是否达标界定）。把关注点仅仅放在作为管制手段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上而忽视了环境质量标准的司法效力,是造成理论困境的主要原因。放弃污染物排放标准侵权法效力的讨论,构建环境质量标准的侵权法效力模型,才能从根本上阐明环境标准在侵权法上的法律效力问题。

简介：从笔者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总则》立法会议的情况看，法人制度是最疑难、也是争议最大的内容。原因可能是：其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社会阶层、功能和结构都从整体化向分殊化发展，以成员（发起人）的共同合意或单独意志成立的各种组织体蓬勃发展、方兴未艾。这些组织体的设立宗旨、目的事业、治理结构和社会意义各不相同，要从中抽象和提取出各类法人的“公因式”，难度不可小觑。

简介：竞争评估旨在通过对拟订中（或现行）的法律进行评估,识别、剔除其中妨害竞争的“因子”,并寻求对竞争妨害最小的替代方案.竞争评估兼具对自由竞争秩序事前预防与事后修孙的双重功能,对一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为保证竞争评估的科学性、客观性,竞争主管机构可以遵循合理性标准展开评估.具体而言,从目的、手段两个维度全面评估限制竞争行为,并以公共利益标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判断该行为是否真正具有合理性.

简介：【裁判要旨】紧急避险应当以社会正常的、一般人的观点加以判断，而不以险情的实际发生为构成要件。因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自身故障引起险情的，乘客有权选择最迅速、最便捷的方式紧急避险，即使险情未实际发生或者被排除，对于乘客在避险过程中所受的人身、财产损害，营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简介：年初以来，宾阳县检察院针对辖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犯罪跨境、跨区域、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侦查取证难、证据固定难，以及人为或技术介入导致证据被篡改或丢失等现象，积极会同公安、法院明确电子证据的取证要求及审查运用标准，并进一步加大技术协作力度。

简介：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事关依法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是保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举措。“两高三部”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共21条，围绕冤假错案暴露出的有罪推定等错误司法理念不同程度存在。

简介：7月1日起，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将执行更严格配置标准。并禁止配置高端设备、豪华家具。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20日联合对外公布《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从资产品目、配置数量上限、价格上限、最低使用年限和性能要求等方面全面限定中央行政单位办公标准，以此取代2009年印发的《中央国家机关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配置标准（试行）》和2011年印发的《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购置费预算标准（试行）》。

简介：今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对刑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土作会议精神，探索实践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今年3月，上海市检察官协会、同济大学法学院、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共同举办了“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研讨会，笔者结合研讨会各位领导、专家的观点，对刑事案件差异化证明标准提出浅见，以期对推动该项工作起到建设性作用。

简介：我国2012年民诉法及其2015年司法解释对应诉管辖虽有规定，但尚有诸多不明确之处。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被告除提出管辖权异议之外，往往还伴有其他行为，这些行为给应诉管辖的认定造成了困难。通过考察分析英国、新加坡、津巴布韦、波兰、加拿大、英属维尔京群岛、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应诉管辖的不同司法实践，结合我国有关立法、司法解释，认为被告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未提出管辖异议，也不出庭的，不应认定构成应诉管辖；从诉讼经济角度考虑，对不在答辩期提出管辖异议，而出庭主张管辖权异议的行为不应认可；司法解释对既提出管辖异议又进行实体答辩的不构成应诉管辖的规定值得商榷，从程序经济性和安定性角度看，此种情形宜认定为构成应诉管辖。

简介：当前我国的刑事到案体系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行层面都存在一定问题,法律条文的设计相对粗疏,存在许多的交叉和遗漏。而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出现了各种到案措施被违法使用、混用、错用和借用、自愿性到案措施被强制使用、非羁押性措施被赋予了羁押性等一系列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到案手段甚至沦为了专门的强制取供措施,而一些诉讼阶段也成了刑讯逼供的高发阶段。而上述乱象的形成不仅和法律规定本身的粗疏以及侦查机关侦破手段的不足相关,同时也与我国现行的临时性羁押措施权力配置中的内在性矛盾以及到案过程中侦查机关急于破案、注重口供的心理密不可分。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并实现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有必要在侦查机关公权力行使和公民权利保障两方面,重构我国的刑事到案体系。

简介：【裁判要旨】高速公路产生的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受害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的，应当对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噪声污染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为公众所普遍认可，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应承担较低程度的举证责任，即使受害人无法提供确切有效的证据证明损害事实时，法官根据噪声污染的时间、强度等因素推定损害成立的，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者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简介：外国法的查明一直是制约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瓶颈，对无法查明的滥用则是这一瓶颈的直接表现。《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试图明确查明责任和无法查明的认定，但仅从“查”的层面进行限制仍无法防止法院滥用，故需在实践操作层面整理现有的无法查明认定理由，厘清查明责任明确前提下外国法无法查明的认定标准。《适用法解释（一）》确立的“合理标准”给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留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践中需通过判决书说理、拓展查明途径等方式防范法院滥用。

简介：不仅形式判断存在于构成要件阶段,实质判断亦存在于其中。若是把此种判断仅仅界定为形式判断,会严重弱化实行行为的功能,引发不必要的理论争论。

简介：WTO体系内的外部反措施系指一国针对另一国在WTO体系外的违法行为而在WTO体系内采取减损自身基于对方所承担的义务的措施,目的在于促使对方终止其不法行为。WTO体系内并无规制外部反措施的确切规范。而无论是WTO体系的＂自足性＂特性,还是＂默示放弃＂理论,抑或＂例外＂条款的效力,都不能作为排除外部反措施在WTO体系内可援用性的依据。无论是GATT时期的谈判资料,还是美国诉墨西哥＂软饮料案＂,都没有明确否定外部反措施在WTO内的可援用性。而GATT时期美国1978年《乌干达禁运法案》则直接提供了一个外部反措施得以援用的实际案例。对于类似于钓鱼岛渔船事件这样的他国严重国际不法行为,中国应重视外部反措施对于自身利益维护的积极意义。

简介：逮捕的适用应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两大刑事诉讼价值问的平衡。审查逮捕案件质量评价标准的构建应有利于达成此目的并有助于消解当下审查逮捕存在的实践问题。现行审查逮捕案件质量评价标准或强调惩罚犯罪，忽视当前依法治国下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变化；或过度优先于人权保障，忽视审查逮捕所处于的特殊阶段及其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特定功能。应遵循合法性、合目的性、可行性、全面性的原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审查逮捕案件质量评价标准进行构建，并细化对承办人的要求，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