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村民委员会、村党组织、村经济组织的成员和村小组长、村民委员会下设各委员会委员等在农村基层组织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履行一定的职责的人都是＂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其构成贪污贿赂犯罪必然发生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具有时间性。而对如何认定协助行政管理行为的完成,论文提供了一种路径,即假设不存在村基层组织的协助管理行为,由人民政府直接完成现实中由村基层组织协助完成的行政管理工作,那么在假设条件下,认定人民政府某些具体行政管理工作完成所采用的标准,应适用于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管理工作完成的认定。

简介：现行的北极治理国际法律体系不足以应对由于全球变暖、海冰融化所带来的挑战，处在变化、重构之中。中国应把握机遇、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平台，比如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北极理事会等机构，在诸如极地航行船舶强制性规则的制定、斯瓦尔巴德群岛周边海域法律地位等问题上最大化中国的国家利益。

简介：9月中旬以来。金秀瑶族自治县检察院预防科与派驻基层检察室一道，联合乡镇纪委，利用乡镇集市人员多、流动大、范围广的有利条件，主动开展警示教育基层行活动。宣传站点设在乡镇人流量密集的路口、集市，利用布置流动展板、播放廉政短片、赠送廉政书报、发放惠农明白纸等形式，

简介：软法的兴起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密不可分，当传统法秩序不能满足治理需求，需要新的法律工具应对多元协商与博弈竞争的社会现实之时，软法的兴起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软法理论在经过漫长的准备期后，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并在进入新千年之后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从西方经验可以看出，无论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抑或国内治理维度下，都有众多的软法实践探索事例。这些软法实践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呈现软法之治的多元化、多样化，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解析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根源以及治理工具的选择。

简介：<正>数人犯罪的核心问题是确定正犯,台湾学者许玉秀指出:"确定了正犯,共犯相对地就确定了,也解决了正犯与共犯有无必要区分的问题。"[1]在德、日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共犯体系以正犯为中心。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主犯、从犯和胁从犯,主犯是我国共犯体系的核心。虽然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正犯,但是讨论正犯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主犯、从犯的认定主要解决共犯人的量刑问题,但是量刑的前提是解决共犯人的行为定性问题,而对共犯人的行为准确定性需要深入研究正犯概念。其次,德、日刑法中正犯概念日益实质化,出现了正犯主犯化

简介：1案例资料2010年5月30日，某中学的微机房及教工宿舍被盗，痕检人员在对教工宿舍被盗现场进行勘验时，在一只翻动过的手机盒上用磁性粉刷显提取了一枚指纹，并录入指纹自动识别比对系统。当日，为排除事主指纹，对住宿在教工宿舍的十余名教师、寄宿生捺印十指指纹。技术员在将现场提取的指纹进行查案比对时，该校寄宿生张某指纹人选第一位，技术员在核查该指纹时发现，现场指纹标注的30余处特征与张某右手中指指纹所标注的特征基本吻合，只有一处特征不同，技术员对捺印指纹中该特征的真伪提出了疑问。

简介：加强和改进人大宣传工作。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措施，也是做好党的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期的基层人大宣传工作，对于有效推动地方人大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人大依法履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各地实践来看，目前基层人大宣传工作仍是一个薄弱环节，

简介：信息通信法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法律领域。从纵向来看,信息通信法律体系架构主要由信息技术法、信息网络法和信息应用法构成。从横向来看,主要贯穿网络信息安全和竞争反垄断等安全与竞争法律规范,以及用户权益保护和知识产权等权益保护法律规范。考察国外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情况,政策和法律法规在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和创造先决条件的作用。我国信息通信法制建设虽有长足进步,但与国外相比确实差距还很大。我国应明确相关立法规划,确定立法重点、原则和步骤,切合产业实际发展需要,分清轻重缓急,适时立法,形成信息通信法律体系的完整有机整体。

简介：<正>一、导论普通法的历史上,警察拘留犯罪嫌疑人之后的审讯甚至不具有合法性。[1]因为理论上拘留的功能不是为了隔离审讯,而只是为了确保犯罪嫌疑人出庭受审。在美国联邦及各州,根据成文法或普通法,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无不必要延误"地将其带见治安法官,以便该法官对逮捕理由的合理性进行审查。[2]但随着犯罪的迅速增长,通过讯问查明案件事实的必要性越加迫切。很长时间以来,审讯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警察打击犯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国也不例外。

简介：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监督职权和诉讼职权的统一。实践中，检察机关开展此项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认识存在偏颇；内部分工协作联动机制尚未确立；审查案件范围较窄；审查标准、时间和次数不明确；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性不强；考核导向制约工作积极性；未建立不羁押风险防控机制。为此，应进一步提升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权的认识水平，建立由侦查监督、公诉部门开展实体审查（主导）、监所部门开展形式审查（配合）的审查模式，将案件审查范围扩展到十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一切案件，进一步明确羁押审查标准、时间和次数，完善羁押替代措施和考核制度，与公安、法院联合建立不羁押风险防控机制。

简介：随着案件管理机构的设置及相关工作的开展，案件管理工作的职能定位、人员求、与内设部门关系、工作方式方法及效率效果等均面临着规范化、科学化、效率化的考验，应对案件管理工作实施流程管理，完善流程监控，开展案件质量考核、业务考评及案件评比，将这一工作规范细化。

简介：法制监督工作是人大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基层人大常委会对法制监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对照监督法的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现结合基层人大常委会法制监督工作的实践分析，对当前基层人大法制监督工作方面谈几点体会。一、当前人大法制监督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1、对公、检、法部门工作的监督存在“真空”。现阶段基层人大监督工作没有明确的工作要点，基本还是停留在执法检查、工作调研等传统监督形式上，每年的工作要点随意性很大，除了参考上级人大工作内容外，基本上参考县委工作制定自己的工作内容，

简介：海法体系是指由各种涉海法律规范相互协调与衔接而组成的结构完整、内容广泛、层次分明的法律体系.在中国建构海法体系具有必然性,能够满足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效保障和促进中国海洋权益、尊重海法发展客观规律等方面的要求.构建完善的海法体系应当采取加速中国海法体系的立法进程、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执法机构改革、逐步调整中国海洋司法制度等措施.为了推动中国海法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还应注重明确和完善中国海洋政策、加强海法体系理论研究以及海洋人才培养.

简介：近年来，潼南县检察院切实推进预防职务犯罪教育进党校，把建立“四化体系”，即“制度化、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作为实施品牌战略、2013年预防文化建设年、建立健全预防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课题和重要举措，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简介：通过研究国内及国外安防教学体系，借鉴澳大利亚ECU大学计算机与安全科学学院的课程设置，对比总结出高职安防专科教育的专业需求及高职安防专业的教学体系特点。分析安防行业发展需求及安防高职生源现状，归纳出教学改革重点。

简介：2001年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破产,众多学者将其归咎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及监管不健全.为此美国出台萨班奥克斯利法案提升公司治理结构、加大监管力度,至今已显初效.而我国近年来公司证券违法行为不断上升,诸多公司有步安然后尘可能.故此借中美公司证券违法处罚为索引,以理性选择理论和结构理论为指导、法律经济分析为方法,对比分析两国证券违法的相关因素、探索两国公司法的监督设置以及实践效率,以期为改善我国公司治理水平提供参考借鉴.

简介：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设置中，受检察权内涵理论界定、检察机关组织法和检察官管理体制等影响，存在数量过多、分工过细、检察官的作用体现不突出等问题。文章指出应在遵循检察官相对独立与检察一体化相结合、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等原则的基础上，按诉讼环节划分，将内设机构划分为两大类、七个部门。

简介：北京市密云县巨各庄法庭坐落在密云县的东北部，虽然位置偏远．村路难行，但是这里的法官却已习惯于下乡办案，时常活跃在基层百姓间。为了切实解决部分群众打官司难的问题，为了让庭审、调解达到更圆满的效果，也为了可以在结案后让当事人放心，巨各庄法庭的法官立足为民司法，坚持能动司法，主动下乡立案、下乡开庭、下乡回访，深入纠纷现场，来到当事人最为便利的村间路旁、田间地头、百姓家中办案，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普遍赞誉。

简介：从诉讼行为论的视角看，民事诉讼程序是一个由各种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所构成的“行为锁链”。因此。对每个诉讼行为进行是否成立、是否合法、是否有效和是否有理由的评价至关重要，这四个方面就构成了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评价体系。深化对诉讼行为评价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推动中国对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向精致化方向发展。

简介：近二十年来,在大规模征地运动中被焦点放大并标签化的地方政府利维坦之恶与失地农民的弱者形象需要进行重新的经验化理解,既有的征地维权范式研究需要被重新反思。鄂中X村的调查表明,村庄征地的社会基础和征拆体制是征地研究展开的两大前提性认识,农民在征地共识指引下通过土地、房屋等物质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与地方政府进行双向多次的地权博弈,以此来完成村庄集体所有土地国有化的产权转移才是征地的基本逻辑和真实经验。征地不仅是地权博弈和产权转移的过程,征地给村庄带来了农民阶层分化的扩大、地权共识瓦解下的土地纠纷和失地的精英农户以上访进行虚假抗争等社会治理后果,在基层治理性危机突出、地方政权的治理权力和话语权力不断流失的背景下如何完成对征地的治理需要学界和政策部门加以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