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际法是以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国际法律体系。实现和平的使命是国际法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重视国际法的制度和组织建设，但忽视了实现和平的心理因素。深受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影响的现代国际法体系也偏重于法律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设，对人类内心和平的建设重视不足。虽然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和个别国际组织已经意识到了内心和平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并做出了积极努力，但显然还是很不够的。真正的永久和平只能从人的内心开始实现。国际法应该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有国际法制度和国际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人类内心和平的宣传和建设。这是国际法的新使命。

简介：政治与法律的关联点在于政策，政策对于法律解释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适宜成为民法目的解释的考量因素。从有关的政策性文件中获取的“政策解释”，对于法意解释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法官引民事政策适用民事法解释，能有效规范司法审判自由裁量权的适用，从而弥补社会有机体法律之治的欠缺。

简介：普遍定期审议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项重要职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首个任满6年的人权理事会成员。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对各国人权状况的审议,发挥建设性作用,恰当运用赞扬、关切、声援与呼吁、询问、澄清、关切和建议等手段,积极开展人权交流、合作、对话与斗争;另一方面,中国也以认真、开放和坦诚地态度接受人权理事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审议。在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这一人权外交的重要舞台上,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我国应在坚持人权外交的基本立场,总结自身实践经验,借鉴他国的有益经验,不断增强我国参加国际人权合作、对话的斗争的能力。

简介：竞争政策是政府使用的、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运作条件的一系列方法和制度工具。在中国,竞争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统领经济政策的功能和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功能都被大大低估了。面对阻碍我国全面推行竞争政策的因素,我国亟待建立一个涵盖竞争法律制度、垄断行业竞争性改革、政府反竞争行为规制、国有企业限制竞争行为规制以及竞争推进和竞争文化建设等内容在内的竞争政策体系,并分层次、分阶段地确立竞争政策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我国竞争主管机关和竞争法学者尚需在提升竞争政策的地位、以竞争推进带动法律实施和垄断行业改革以及构建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等方面继续努力。

简介：【专题导引】刑事政策在我国一直备受关注和重视。这是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基本方针、策略和措施。在新形势下，我国刑事犯罪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和严峻的态势，需要在刑事政策上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变。理论上的研讨对于刑事政策的制定有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期组织一组有关刑事政策的稿件，对于刑事政策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飨读者。其中，陈兴良教授和卫磊副教授侧重于对刑事政策宏观问题进行思考。陈兴良教授的《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一文，以严打刑事政策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影响为视角，对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法律层面的问题，即刑法的刑事政策化问题，进行探讨。卫磊副教授的《当代刑事政策发展的实践路径——以刑法司法解释为视角》一文认为，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固有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

简介：互联网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结构。市场经济中,网络市场呈现出比传统市场更为优良的自我调节机制。广泛的参与者,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商标作用增加,经营和侵权成本降低,市场失灵因素发生变化等都是它的突出特点。但是新的市场失灵仍然要求必要时政府进行干预,其中司法可以被纳入广义的政府干预之中。所以网络市场中的商标政策,应是"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充分发挥商标的市场效率调节作用。

简介：针对目前理论界关于我国是确立人格权制度还是人身权制度的争议及“人格权、人身权”法律史基础理论研究的缺乏，结合当今中国民法和侵权法的立法现实，确认中国采取“人身权立法模式”，反思人格权从人身权制度独立出来后的若干理论问题，并且从“人格权、人身权”的区别和联系关系中，探讨应当重构人身权及人身损害赔偿的权利体系以及对人身关系调整对象的学术价值。

简介：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缺陷的存在,而国家救市则是挽救金融危机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政府的积极救市。通过国家救市化解金融危机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它雄辩地证明了即使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国家投资经营法依然是经济法体系的独立组成部分。

简介：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独立辩护观，实践中，这已经危及到了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以及被告人的利益及其主体地位。由此，有观点认为应改独立辩护观为被告人中心主义辩护观。但是，鉴于刑事辩护工作的专业性与公益性，为维护被告人的实质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行业利益，律师辩护中仍需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律师辩护应遵循相对独立的辩护观，明确独立辩护的具体内涵及其边界。

简介：家族在企业中的存在对提高公司治理绩效有积极意义，如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增强信誉担保。但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家族成员的商业素质会逐代趋于平均化、经营趋于保守又易把企业视为私产，而需要外部职业经理人的引入来改善治理。在此过程中，由于家族成员的前述问题而造成了名实不符的非正式治理结构及家族成员轻易不愿退出经营的心态，控制股东家族和外部职业经理人很容易会在经营中产生冲突。一个维护所有股东的基本权利的框架可以确保无论是控制股东家族还是职业经理人控制了董事会，都不会过多侵蚀股东权，这对控制股东家族也是有利的。独立董事的引入能平衡协调控制股东家族和职业经理人，使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都得到维护和发展。

简介：基因平等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在基因上被平等对待的人格权利。它的社会根源在于基因歧视，即仅仅基于所谓“缺陷基因”而对携带者作出的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基因歧视是对基因平等权的侵害，但基因信息的特殊性使得禁止传统歧视的法律策略不能直接适用。根据“第二次选择”中的基因正义原则，建构基因平等权法律规范是我国应对基因歧视的基本私法政策。基因平等权的边界是基因上差别对待的合理性，要在各种冲突着的利益之间寻求一般禁止与例外的平衡。与欧美相比，我国对基因医学技术的应对机制非常欠缺。虽然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直接的条款能对基因平等权损害提供救济，但基于私法特别是人格权的涵摄力，通过法解释，侵权责任法能够将基因歧视侵权损害纳入救济范围。

简介：当前我国职务犯罪非常严重，司法惩处效果不理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我国事实上对职务犯罪者采取的相对宽容态度有直接关系。要彻底遏制职务犯罪蔓延趋势，就必须明确提出对职务犯罪实行从严惩处的刑事政策，根据这一政策的要求，对现行刑事立法进行相应修改，加大惩罚力度，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严格贯彻这一政策。

简介：欧洲刑事政策在欧洲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中获得关注。欧洲刑事政策一体化表现在两个方面：欧洲法律的刑事化，即欧洲共同体、欧盟层面刑事法律规范的扩张和限制；刑事法律的欧洲化，即各成员国刑事法律对欧洲统一、共同的刑事标准的反应，前者集中体现为一体化，后者集中体现为一体化语境下的多元化。《里斯本条约》确立的多数表决立法机制为欧洲超国家的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一方面可能导致欧洲刑事立法扩张的风险，另一方面成员国为了维护自身的身份滥用防卫机制可能导致欧盟刑事立法的瘫痪。欧洲刑事政策一体化有助于解决这样的矛盾，为合理控制并引导欧洲的刑事立法和实践提供可靠的途径。

简介：经济转型国家仿照西方国家构建详尽的反垄断机制至今仍鲜有成功的事例,越南应从中吸取教训,要采取与全盘吸收西方模式反垄断法的不同做法,采用改良的战略,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竞争政策改革的契合。在渐进性的改革过程中,需要先行培育对竞争价值的思想、政治和社会共识,以确保反垄断法得以执行,提高法律体系的效力。而必要的思维框架和社会共识并不会自发形成,需要政府决策层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简介：由于地理、历史等各种原因，资源丰富的西部民族地区并没有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加大了民族和地区间的矛盾，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稳定。为了实现各民族和地区事实上的平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差别对待，实行了经济优惠政策，但这种差别对待是有一定限度的，是对平等原则的有益补充。

简介：实践中强奸案件往往伴随有强制猥亵行为，但是司法实践部门及理论界往往以吸收犯予以定性，而对强制猥亵行为不予评价，这种一概而论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我国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吸收犯，理论界也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司法实践也是无所适从，定罪量刑上的不公在所难免，罪刑法定、罪行均衡也就很难得到有效贯彻。针对实践中定罪量刑标准的模糊和理论上的观点分歧，强奸案件中的强制猥亵行为应该独立评价，以消除理论之争与实践之惑。

简介：中国邮轮旅游呈良好发展态势,带动相关邮轮产业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各种不足与制约因素,在邮轮相关的政策与法律上存在空白与障碍.建议在上海国际航运发展综合实验区以及上海国际邮轮旅游综合发展实验区的框架下试行税收优惠、通关便利、邮轮金融、外资准入、邮轮船供等政策.

简介：2013年5月25～26日，2013年中国国际法学术年会在长沙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界、国家有关部门的近300名代表与会。开幕式前，学会召开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李适时为会长的新一届学会领导和常务理事，选举黄惠康、郑启荣、李鸣、李成钢、黄进、余劲松、李兆杰、曾令良、张海文为副会长，

简介：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的割裂被称之为"李斯特鸿沟",发展刑事政策在刑法实践中的运用是应然之道,其中要注意刑事政策运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平衡。本土语境下,刑事政策对刑法的介入主要体现在定罪、量刑、刑法解释等方面,实践中出现了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刑事政策与民意的冲突。如何对刑事政策在刑法中的运用进行规范和制约,在实现目标的同时,维护罪刑法定,维护法治与人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简介：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