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大规模侵权行为受害者众多,地域分布广,构成要件复杂,与传统的侵权行为有很大不同.大规模侵权行为在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呈现出多发性和不可预知性,对大规模侵权行为的救济机制应当从补偿为主的理念转变为预防为主.惩罚性赔偿制度能有效预防大规模侵权行为的发生,但不可滥用,否则会侵害加害者合法权利.

简介：强制缔约是合同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合同法规定了相关制度,同时在实践中也有扩张强制缔约制度的呼声。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类型化的探讨有利于加强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对于强制缔约制度,一般将其区分为直接强制缔约和间接强制缔约,但分类标准并不统一,本文从义务主体的视角对强制缔约进行初步的类型化,以增进对强制缔约制度的理解。强制缔约义务可以区分为公共事业主体的强制缔约义务、国家的强制缔约义务和普通民事主体的强制缔约义务。强制缔约制度的三种类型在制度目的上有很大的差异,被观察的视角也有所不同。

简介：中国学界和社会迄今难以摆脱人治时代政策等于红头文件治国的心理阴影,仍普遍将政策与法对立,将对人治的恐惧迁怒于政策,把政策视为人治或人治的手段。然而,政策不是人治,在当代法治条件下,政策已然成为法治的有机、内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并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大数据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技术途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研究大数据内涵及价值,立足法院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状况,创新审判管理,探索数据驱动审判决策,带动法院审判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与时俱进.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在深入剖析大数据内涵和价值基础上,以法院信息化建设和审判管理为研究对象,使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国内法院信息化建设和审判管理开展情况进行调查,基于大数据时代要求,对信息化建设和审判管理的关系及转型升级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法院信息化建设与审判管理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简介：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有限性,部分体现在基层法院案件对象的选择上,将大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作为试点改革对象,违背了改革主要针对重大疑难案件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要求.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也掺杂了较多被告人完全认罪认罚的案件和认罪但有少数争议的案件.根据诉讼程序的动态规律,审判人员的心证会随着一审程序的推进和后续审级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一审程序相较二审上诉程序更具优势,合理的诉讼程序运行机制在审级上应以一审为中心.二审上诉案件原则上不属于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案件对象,仅在少数情况下可将其纳入实质化的审理范围.未来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应更多关注一审案件的法庭调查环节,控辩双方用于证明本方主张的证据资料,必须经过充分调查、辩论后,才能将其作为法院裁决的根据,无特殊原因控辩双方应接受一审法庭调查的结果.

简介：在公法实施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类型化结构问题与现代意义上的典型问题与复合领域的拓展问题并存.公法私法化产生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总体来说包括以下四个重点：形式理性的内在缺陷与国家法治综合水平、公法价值目标相冲突并造成的空白、隐性公法维权人与显性私权益人不一致性、有效约束的私法化实施方式更具优势.从现实国情来看,公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理性瓶颈制约可通过学习私法化实施经验来解决,本文从制度设计角度提出了促进公法私法化的对策和建议.

简介：有矛盾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增加涉嫌犯罪的污点。和谐社会,应该多一些和谐。坐落在濉溪县检察院东南角的两间小屋,是濉溪县检察院专门设立的轻微刑事案件调解室。该调解室自2017年2月落成以来共调解了14件案件,调成11件案件,调解率为79%。每当从调解室门前经过,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群,你就知道.

简介：近20年来，德国联邦公证人协会一直致力于通过开发产品和服务，为公证行业提供电子化支持。德国联邦公证人协会不仅为公证人提供电子化服务支持他们的日常工作，而且还通过引入和使用公共登记系统证明了自己作为德国政府信赖的合作伙伴的能力。

简介：我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具有实证效力,但并不能直接付诸司法适用,而需要通过部门环境立法来实施。这种实证化方式是由我国宪法环境权条款的基本国策条款属性、我国独特的宪法法律化实施方式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特殊释宪机制等因素决定的。保护宪法环境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即国家负有环境保护义务。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并内含增进环境质量、预防环境风险、整治环境问题和救济受损环境权益等四层次目标。我们应当在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双重面向和四层次目标之下妥善设计宪法环境权的部门法实施路径,以具体落实我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

简介：近年来,法国司法部长针对民事责任法改革的法律草案启动了公众咨询.起草人在草案中主要作出了两方面努力：让民事责任法明晰化和更加现代化.首先,他们建议将一些由司法实践得出的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纳入民法典;其次,他们删除了许多已经过时或基本不再沿用的法律条文来使民事责任法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草案的诞生燃起了民事责任法再法典化的希望,本文作者通过对这一改革草案的分析和评论,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补充.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015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入了全面系统推进的新阶段。

简介：个人信息去识别化即去除个人信息数据中可识别性的过程,包括去标识化和匿名化。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去识别个人信息仍具有人格权及其衍生的财产权益,也涉及到公共利益、秩序和安全的社会法益,两者均应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保护范围。运用去识别与再识别技术收集个人信息,须承担防控个人信息和公共安全风险的法律义务,刑法规制须注重个人信息安全法律和行业规范的衔接协调;个人信息去识别行为的中立业务性质与信息主体授权同意可作为出罪事由。刑法应在个人信息去识别化的保护和利用、入罪与出罪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简介：随着＂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的提出,各地检察机关开始了以公开听证、公开听审、公开审查为主的诉讼化审查逮捕探索。诉讼化审查逮捕机制的探索起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有先定后审的作秀之嫌、过度公开的公审之嫌。应当坚持诉讼化审查逮捕的国际标准,通过听取意见构建诉讼化批捕的常态机制,通过司法听证发挥诉讼化批捕的特殊价值。

简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虽然兴起时间短，目前上市的相关产品也不多，但其受到的关注度非常高。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纷纷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对PPP项目资产证券化进行规范。但对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具有哪些风险以及如何进行规制等问题，却关注较少。本文将重点探讨我国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的现状、产生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等问题。

简介：《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指出要严格治理行政决策不作为的行为,着力提升行政决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实践中,行政决策不作为有着较强的隐蔽性和破坏性,对于法治政府的建设有着重大的阻碍。为此,应当从理论上对行政决策不作为加以界定,并以其面临问题和成因的分析为媒介,来探究如何通过法治手段来完善行政决策权的边界,从而制定严密的行政决策不作为的监督体系,为法治政府建设涤清障碍。

简介：2018年，公证电子化工作洲、组在五灌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完成了以下工作。在公证业务数字化方面：在上届和本届政府的政策和决定的框架内，公证协会“公证电子化”工作小组正在努力调整目前以纸质为基础的公证服务，以提供现代技术服务。国家旨在通过减少公证员的工作量，以此简化公证流程，节省时间，并使公证服务更快，对公众更便利。

简介：宽严相济是时下基本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视野下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步伐继续迈进,但应有其限度：刑法与刑事政策已是两个独立学科,不可模糊其边界;刑法刑事政策化的内容需保有其时代性和社会性;正确看待刑法刑事政策化与其他刑法原则或性质间的关系.不论是刑法、刑事政策亦或其他刑事法部门,共同的目标都是预防和减少犯罪,应当以“刑事一体化”基本的研究方法,不断完善其理论内涵和现实根基.

简介：农业刻上了数字化的烙印,数字化也给农业法提出了要求。农业数字化需要法律框架,为所有参与人提供法的安定性,在不同主体的冲突利益间达致适当的平衡。农业数字化中的法律工具有合同法、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本文探讨法律在农业数字化中扮演的两个角色,作为对自由数据交易的限制的法律和保障数据交易经济利益的法律。针对第一种角色,数据保护和知识产权法提供的保护首当其冲。而在第二种角色中,数据上的所有权、合同法、责任法呼之欲出。面对既有制度的法律漏洞,如责任法上的空白和企业数据保护的不足,欧盟层面的立法者应当弥补法律漏洞,不能怠于作为,将责任转嫁给法官造法。另外,合同法上的路径或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灵活的路径。

简介：社区精神是指居民在社区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平等、参与、互助、自治的氛围和对社区的认同、归属与依恋感以及愿意为社区未来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的一种精神状态,是社区的真正灵魂所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发展主义逻辑与市场经济的功利主义导致现代社区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与精神家园的缺失并存。在明确界定社区精神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城市社区精神缺失的原因,探讨培育城市社区精神的内外驱动力,提出从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拓展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丰富社区公共活动、培育社区民间组织、弘扬人际和谐之传统文化四个方面培育现代城市社区精神。

简介：现行法律对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制度的规定较为模糊,实践操作的问题较多,在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性质、查询主体、查询方式和查询范围、查询与共享的区别四个方面均存在疑难问题亟待解决。不动产登记脊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应当遵循分类查询和有限公开的原则;基于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性质,应当对登记资料的查询主体进行必要限缩,包括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和有关国家机关,而且权利人仅指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不动产登记物权人,不含隐性共有人;至于利害关系人范围的界定则应该利用目的解释的方法,界定申请人与所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关系;不动产登记资料的查询制度应在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权利人隐私之间寻求平衡,严格限制“以人查房”。此外,国家部门间的共享和登记资料的查询也有必要予以廊清,二者的内涵外延不同,在主体、性质、方式和作用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