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由于“腐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刑事实体法总体研究上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作为“腐败”最后且最有力规制手段的刑法在处理相关“腐败”犯罪时目标范围的不明确。而此种研究的重点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在封“腐败”定义的刑法解读上。本文就是试图通过分析基于刑法视角研究“腐败”定义的价值问题和此种研究的可行性，明确基于刑法视角研究“腐败”定义的几个前提问题，为以刑法为主要工具的有效反腐设立一个清晰准确的靶子。

简介：<正>什么是法、它的本质何在?这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反映着不同阶级、不同时期人们对法的认识深度,而且往往也规定着整个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的价值取向和着重点,加以法本来就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这个问题从来就是法学争论的焦点,这一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研究也不例外。前苏联法学界经过长期的争论,逐渐形成了维辛斯基关于法的定义。苏共二十大以后,维氏定义受到严厉批判。维氏定义对我国法学

简介：浅析近代西方行政定义的内在价值谢子传在不少行政学教科书中，对近代西方关于行政的定义和解释都有或详或略的介绍，但其中往往批判的成份多，肯定的成份少，这无论对教学还是对实际研究都是不利的。本文就近代西方行政学者对“行政”这个概念所给的定义或所作的解释着重...

简介：研究“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定义是起草我国《可再生能源促进法》的基础。法律定义的不同模式利弊互现，国外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定义也各具特色。本文在对“可再生能源”法律定义模式的利弊分析和国外立法的实证考察基础上，根据我国特点提出了我国《可再生能源促进法》的法律定义模式，并起草了“可再生能源”法律定义的试拟稿。

简介：本文根据50国刑法典13121个独立罪刑关系的经验研究，发现各国刑法的严厉性程度以及价值取向与人口因素、民族异质性程度、人均资源占有量、城市化进程以及国民素质等多种非法律因素有关。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差异使得立法者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与本土犯罪问题相处，并沉淀出各自行之有效的经验。当这些经验与人们共有的善恶良知以规范的形式融合到一起时，便形成了刑法中各种犯罪的轻重刻度。承认经验对刑事立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简介：<正>一、国际强行法的定义国际强行法是国际法上一系列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特殊原则和规范的总称,这类原则和规范由国际社会成员作为整体通过条约或习惯,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接受并承认为具有绝对强制性,且非同等强行性质之国际法规则不得予以更改,任何条约或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如与之相抵触,归于无效。这个定义除了包含有前面分析过的三项主要特征外,还有如下几点新内容:第一,强调

简介：虽然我国现行对犯罪定义的规定比修订前要准确一些,但是仍然存在句子结构矛盾、定义项中心词偏离、用词含义不明确、行为的后果特征表述不当、但书的指向不明、内容表述不全等缺陷,因此应当对其进行修改.

简介：对“投资”定义是国际投资仲裁实现管辖的基础，但其欠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明确且一致的定义，因此仲裁庭在管辖中必须对此进行解释。自Fedax案与Salini案以来，仲裁庭运用多种方法解释投资，体现了投资定义扩张化趋势。投资定义扩张一方面反映了促进投资自由与保护私人财产的客观要求，但另一方面也产生负面影响，如对东道国外资管制造成冲击，便利外国投资者滥用投资仲裁乃至影响国际投资法治基础。中国作为接纳外资的传统大国与新兴投资大国，其对内经济管辖与对外投资利益等权益也会因“投资”扩张锋芒而受损。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国际仲裁实践中日益扩张的投资定义实现合理限制，从而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的共赢并维护中国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利益。

简介：资产证券化是当今世界蓬勃发展的一种以特定资产支撑证券发行的现代融资新技术。由于资产证券化运作机制的独特性，传统证券信息披露与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在法律体系构建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证券信息披露法定义务主体和法定义务主体构建都大大超越了传统证券信息披露法定义务主体的学理范围。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重点已经不在传统的证券发行人自身信用方面，而是侧重于支撑发行资产证券的基础资产品质和证券化各个运作环节的信息披露方面，因此传统证券信息披露法定义务主体的理论对资产证券化运作中所包含的特殊法律关系和法定义务主体方面鞭长莫及，本文结合资产证券化特殊运作机理。重点对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法定义务主体理论予以探讨。

简介：<正>《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载有一则唐代姚文秀杀妻案的断例。研究这则断例,有助于对我国古代刑法中故杀人罪罪名定义的了解。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京师地方有个名叫姚文秀的人,毒打其妻致死。事发到官,按照当时的司法管辖制度规定,由大理寺审理此案。姚文秀自供是由于夫妻相争,斗殴致死。但检验姚文秀身上,毫无伤损。大理寺长官断此案时,根据《律疏》(即《唐律疏议》)卷二十一“斗殴杀人”条中对故杀人罪所下的定义:“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

简介：本文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出发,论证社会功利主义为"公共利益"提供了最恰当的定义.按照这种定义,"公共利益"就是全部私人利益之和,而法律的基本目标就是个人利益总和的最大化.尽管如此,"公共利益"仍然很难准确计算,因而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土地征收和城市拆迁,政府计划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通过制度决定的.由于代议制民主和功利主义具有天然联系,议会一般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最适当决定者.最后,议会代表的多数人利益可能和少数人权利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议会权力及其所定义的"公共利益"必须通过宪政机制而受到限制,以避免侵犯宪法为所有人保障的基本权利.

简介：《伯尔尼公约》中的表演权可以规制“以任何手段向公众传播对其作品的表演”，其中包括通过网络对作品的表演实施非交互式传播。我国《著作权法》对表演权的定义直接源于《伯尔尼公约》，但立法者为表演权设定的调整范围，仅限于面向现场受众的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并不包括向表演发生地之外的受众进行传送的行为。同时，为了协调各专有权利之间的关系，也不应将表演权解释为可控制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中的表演权同样不涉及网络传播，但其定义应当修改，以避免与国际条约中相同用语的矛盾。

简介：翻译这篇近一个世纪前的论文，意在帮助认识我国法律规定的适用法院地法识别涉外民事关系的不足。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根据法院地法定性（识别）。那么对于本国法没有规定的外国法律现象，比如同性婚姻，应当如何识别呢？

简介：将某些违反特定行政法规并造成某种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者将某些违反特定行政法规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犯罪，是国家刑罚权扩张的一种表现。环境犯罪的规定便是其表现之一。然而在人与环境关系日趋紧张的现代社会，这种做法无疑更好地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本文关于环境犯罪的定义、客体以及归责原则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判定之上。但同时也隐喻了一个问题：肯定环境刑法的预防功能却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扩张，这是现行法律体系所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一。

简介：关于‘“回扣”，各国法律大多并不绝对禁止，但却对其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如美国的反回扣法，日本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等，我国的政策与法律对回扣问题也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早在1981年，国务院《关干制止商品流通中的不正之风的通知》明确规定：“一切社会主义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之间的购销活动，一律禁止提取‘回扣’。”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特殊主体收受回扣的行为作出了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

简介：<正>单位犯罪是我国新刑法规定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犯罪,由于这一问题在刑法理论上和刑事立法中都曾经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议较多的问题,因此要真正地把握其立法之精髓,以便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准确地适用,尚需要一个不断领会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为了进一步加深对单位犯罪的研究和理解,本文拟从单位犯罪的肇始与演进入手,对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单位犯罪的有关界限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资共同研究。

简介：面对足坛"黑哨"的现状,司法应该介入.但是,只有明确"黑哨"行为可以构成什么犯罪,司法介入才有法律依据.刑法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完全等同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和理解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具有两重属性,其职能的本质是行使法律授予的对特定行业的国家公共管理权.全国职业足球联赛的裁判属于"依照法律执行公务".裁判员吹"黑哨"的,应该按受贿罪处罚.

简介：一、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大意义司法通常指诉讼，司法公信力则主要指法院审判的公信力。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指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对法院审判的信服和认同的程度，司法公信力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内心深处对司法的感触和体验，属于道德范畴和心理状态，不能用强制手段来构建，这与具有一定公权力强制因素的司法权威性有所区别。当然，司法权威本身也应当包含司法公信力，只有具备公信力的司法权力才能构成真正的司法权威。

简介：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简介：<正>一、单位犯罪的概念1987年元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4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