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通过考察交易习惯的性质可知，交易习惯具有非普遍性、不确定性等明显缺陷。因此，如果对交易习惯不加鉴别地予以概括适用，将给司法公正带来较大风险；这也可能导致交易主体在民商交易中的确定成本、解释成本和管理成本的不合理增加。建议在未来立法中对交易习惯的司法适用进行严格限制，明确交易习惯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情形，以保护交易规则的可预测性以及公平公正性。

简介：在刑法教义学中,如何通过法律解释方法达成刑法的公正性与法益的安全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刑法的逻辑方法的正确运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刑法逻辑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方法和实体逻辑方法。在认定犯罪的时候,要进行形式逻辑判断和实体逻辑判断。形式逻辑的判断侧重于对法条的形式特征的界定,尤其是涉及对法条之间逻辑关系的确定。而实体逻辑的判断则偏向于对法条的实质内容的界定,尤其是对法条的内容进行价值考量。

简介：传统理论依赖于将外国法归属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定性来确定涉外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的责任划分,但在比较研究中忽略了各国在诉讼模式等制度背景上的重要差异和在裁判方法上异曲同工的原理。而我国诉讼模式正处于转型和不确定状态,由于缺乏基本裁判思维和方法训练所导致的对事实与法律之间逻辑关系的普遍误解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很具有典型性。从裁判技术角度来看,国际私法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外国法究竟属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主要是一种概念争议,甚至争议各方已忘记了问题的出发点——各国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是如何配置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义务和权限的？从这个功能视角出发,在概念上看似迥异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之定性或归类,在特定诉讼模式之中如果按照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相应的逻辑和规则进行调查,并不会导致查明义务主体的重大差异。因此,中国对于外国法查明问题的研究重点不应停留于事实问题抑或法律问题的符号之争,而应当置于转型之中的中国民事诉讼模式对法官-当事人权限配置关系这一特定的制度语境下,以＂外国法＂为对象,以＂查明＂为目标,对现行外国法查明的具体制度进行功能性考量,探索其适用规范。

简介：在推动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数学呈现出一般方法论的特征。在法律论证过程当中,运用数学知识进行推理、演算和分析,论证案件中的法律命题,形成特定的解释和判断,得出相应的结论,可以实现司法说服。数学本源于人类生活的特性决定了人类可以运用数学方法解释法律现象。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法律论证,是数学作为方法论的本质展现,也是法律论证的理论升华。在司法实践中,数学方法在法律事实论证和法律适用论证当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当中,过度强调数学论证可能会忽视必要的价值考量,偏离法律理性和司法规律,从而导致司法不公。司法经验和法理反思两方面的研讨表明,法律论证应当谨慎对待数学方法,特别是要注重考查关联性,有效发挥数学方法的正能量。

简介：法治国家建设要求公正司法，而公正司法的前提是严格司法，即严格依照法律作为司法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由于法律不周全的，总会出现法律缺位的情况；或者有法律，但法律又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寻找如何弥补法律漏洞的途径和方法，以使案件得到解决。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了司法中弥补法律漏洞的途径和方法，它们分别是习惯、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国家政策、权利推定。

简介：在著作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中,适用不同的赔偿额确定方法,会直接涉及诉讼当事人的利益状态。由于著作权的客体具有无形性,致使著作侵权损害赔偿额很难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的方法加以确定。立法上应当摒弃按＂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加以确定的方法,采用单一性的立法模式,将酌情赔偿作为著作侵权损害赔偿额的唯一确定方法。

简介：本文借助对美国教育平权案件的分析，思考了算法的伦理基础与法律解释的基本原理。通过对若干美国大学招生政策中的算法的分析，可以发现算法并非一种完全价值中立的活动，算法总是隐含了价值判断。法律解释应当反思算法的伦理基础，而不应当盲目信任或依赖某种算法。同时，应当发展一种基于技艺的法律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运用某种算法，但法律解释方法应当将算法和特定历史传统与语境相结合，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与语境中寻求弥合社会分歧、引领社会共识的法律解释方法。

简介：法律信仰不仅是法律作为逻辑、理性和科学的产物，也是法律作为修辞、诗性和诠释的产物。因此，法律信仰是法律作为制度修辞的必要要素。它既作为精神修辞作用于法律制度，也作为制度修辞作用于法律制度。法律信仰与制度修辞的基本联结方式，是依赖可形式化的语言和言语来实现的。法律信仰和制度修辞都具有浓厚的诗性思维特征。无论权利的授予，还是义务的约定，都可证诗性思维、法律信仰和制度修辞三者之间的联结。

简介：建设廉洁政治是各国政府加强现代化治理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廉政建设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建设的其他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廉政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也是民主的保障;反腐是法治的要求,同时必须走法治化的道路;反腐败必须兼顾到人权保护;反腐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同时要努力减少腐败的经济动因;文化影响廉政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廉洁与勤政同时是官员必备的素质。总之,廉政建设必须与其他社会建设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简介：证据是事实的理由,证据链是证据的理由或称理由的理由,它决定着司法证明的逻辑命脉。＂完整的证据链＂是证成事实的核心标准,其意义重大。就性质而言,证据链属于＂非必要的但充分的条件中一个不充分但必要＂的链条,具有＂偶然中的必然＂、＂基于认知的证成＂等属性。通过＂有助益的支撑＂的似真推理,可以搭建证据之间最大可能性的支持链接。建立证据链的功能在于：推进证据分类,实现分类证据的可视化;以＂涌现＂的方式代替因果逻辑;实现对威格莫尔图表法的突破与超越。基于证据链对司法证明展开的逻辑分析属结构主义路径,相比于证据的实质性意义,结构主义更注重证据的关系性意义,它认为只有在证据的相互解释与相互界定的结构之中,证明才有价值。在结构主义看来,真实是被结构生产出来的。

简介：我国近些年来司法改革所欲达到的目标是司法职业化或者精英化、专业化,法官员额制或者分类管理属于其中的核心内容。员额制本来是一种将审理权及裁判权归位的一项制度,在现实中却异化为各种利益的角力,其中关系到国家的利益、法院管理层的利益及法官个体的利益,甚至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利益也牵涉其中。因此,法官员额制或者分类管理目标的实现过程,其实也是各种利益的平衡过程。因此,对于法官员额制目标是否实现的问题,应当溯本求源,探求员额制背后的制度设计及相关支撑原理的契合度。针对员额制的问题,解决进路应当是综合性的,其中既包括法官员额制遴选的去行政化,也应当包括根据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确定员额数（员额比）、遴选标准或方式等基础性内容。同时,还需要针对性地设计员额制的配套制度,从而使得法官员额制成为一种系统或者有效运行的整体,而不使之产生互相掣肘、割裂的碎片化现象。

简介：文化权利就是主体可依法主张的享受文化利益的资格,是文化法治实践和文化法学的基础与核心概念。目前,作为一项法律权利的文化权利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宪法、法律以及国际规范性文件为文化权利的保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基于狭义的文化概念,文化法上的文化权利的外延范围包括文化创作自由、文化传播自由权、文化媒介自由权、文化接触权、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国际文化合作权。文化权利属于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是一个包括消极自由权与积极受益权的复合型权利。文化权利的核心义务人是政府公权力机构,它们为该权利的实现承担着全面性义务：尊重、保护和促进。

简介：＂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过程中可能面临企业的同一笔所得被重复征税、未能在东道国享受本应该享受的税收待遇或税收优惠,存在受到税收歧视或者不公平待遇等多种税收风险,以及在投资过程中与当地税务机关发生的税务争议如何解决等问题。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要注意了解投资东道国与我国签订的税收协定的内容,主动利用利息、股息、特许权使用费等协定优惠安排,降低企业涉税风险和成本。在与投资东道国发生税务争议时,要注意向我国税务主管当局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寻求救济,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简介：诉的利益是法院本案实体判决的要件之一。本文对这一概念应有的内涵、功用以及如何对诉的利益进行审查判断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归纳和提出了审查判断的若干规范性命题,进一步深化了对诉的利益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应当将诉的利益这一要件从现行的起诉要件中移除,将其纳入新构建的诉讼要件之中,并在起诉受理之后的诉讼阶段中进行审查和判断。本文还指出,正确判断和处理诉的利益,需要裁判者根据具体情形自由裁量,因此需要有相应的司法体制予以支持,以获得正当性。同时还需要更加开放的司法公开机制推动诉的利益的类型化研究,细化审查判断的规范性命题。

简介：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已在全国各地推开,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势在必行。历史上,监察是“整肃官吏,激浊扬清”的重要手段,监察法制经过长期传承和积淀,形成了丰富的吏治经验,为当前改革提供反思和借鉴。清代参照前朝职官和法制建设,在地方监察方面,除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及不定期的巡按御史外,还设有督抚、按察使、道员等专职或兼职监察官员等履行监察职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方监察体系”。而后,由于缺乏整体性设计,清代“双轨制”[1]的地方监察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失监”和“虚监”问题,负有监察职责的官员“怠政溺职”,导致监察功能的弱化或者向其他职能转移。

简介：就一般学理而言,无论在内容上抑或在方法思维上,遗传资源的传统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和悖反关系。然而,钭晓东教授等的新作《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遗传资源知识产权问题研究》却另辟蹊径,完成了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可知识产权性＂的有力论证。具体来说,该著作在类型化范畴的解析、民族性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世界性即一般性问题、个体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思维的悖论及克服、从遗传资源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的广延等几个核心问题的论证中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就制度沿革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根据行刑衔接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发布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与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1）、建立与发展阶段（2001-2011）、反思与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自上世纪50年代,在相关的法律中就出现了行刑衔接制度的雏形。在随后的一个甲子内,无论是在规范形态、适用原则、还是衔接机制等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从更广阔的视角,从制度发展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上,遵循历史的脉络,分析探讨不同阶段中行刑衔接制度的原则、规范、机制以及不足,以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刑衔接制度。

简介：TPP知识产权规则显失平衡并缺乏可持续性,不能有效减少知识产权贸易和投资壁垒,在世界范围内难以得到推广,无法作为未来国际知识产权谈判的范本。TPP知识产权规则与我国国内发展需求不符,与我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理念相悖,实践也已证明TPP式知识产权规则在国际上行不通。我国并没有支持TPP知识产权规则的合理理由。我国国内知识产权制度发展应当走适度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须厘清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其保护强度须保持在激励创新的必要限度内,知识产权制度设计须为社会公众保留足够的创新空间和竞争空间。同时,我国需要进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在国际上,我国应当以RCEP和＂一带一路＂为契机和平台,主动掌握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完成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者＂的转变。积极推动RCEP和＂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规则走开放、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未来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发展指明路径。

简介：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都可以调整占有和所有的分离。取得时效将占有直接转化为所有,诉讼时效通过限制返还原物请求权,间接影响所有和占有的分离。对于返还原物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限制的肯定说,其价值正当性仍存在澄清的必要。在立法技术层次,由于诉讼时效不能解决时效届满后物权利益的归属问题,诉讼时效不适合调整占有和所有的分离。＂搭桥模式＂将取得时效的法律效果嫁接在诉讼时效的构成要件上,可弥补单纯诉讼时效进路的不足。＂搭桥模式＂或传统的取得时效模式都可减少或消除所有和占有的分离、彻底解决时效届满后物权利益的再分配问题。至于最终选择何者,则取决于立法者的偏好。＂搭桥模式＂重点规制原所有权人的不作为,取得时效模式侧重考察占有质量。＂搭桥模式＂可以在一定期间内完全消除所有和占有的分离。传统的取得时效,尤其是时间段善意取得时效,其目标不在于完全消除而在于部分地减少占有和所有的分离。

简介：在司法实务中，必须充分重视持续侵害行为的特殊性，防止错误限定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针对持续侵害的反击行为造成死伤后果的，在司法判断逻辑上应当优先考虑能否适用《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只有在其适用存在障碍时，才根据《刑法》第20条第2款检验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对持续侵害状态下的防卫相当性判断应建构一系列规则，无论持续侵害外观上是否平和，防卫人即便造成对方死伤的，也应当肯定反击行为的防卫性质；在持续侵害发生时，防卫人使用类似“挥刀乱捅”的防卫手段的，也可能成立正当防卫；当防卫人展示防卫工具时，对持续侵害人主动迎上前的，要评价为系其主动升高不法侵害危险，防卫人后续造成的后果应归属于侵害一方；在持续侵害过程中，如果能够认定危险处于累积升高的状态，即便防卫人突然实施防卫强度较高的手段造成不法侵害者死伤的，也不能一概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