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世界近代史上，英国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仅因为这个偏居欧洲一隅的岛国一度成为地跨五洲的“日不落”商业帝国，更是因为在几个世纪中，它是向欧洲乃至全世界输出制度的样板国。吉登斯将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宪政国家称为现代性两个最主要的制度维度，[1]而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原生制度同时为这两者奠定了基础。

简介：春秋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浓厚的一笔,它表现在诸多方面。就礼法关系而言,其变化是明显的。无论是强调“有差等”的礼,还是追求“刑无等级”的法,都绝对地维护君王的绝对权力。春秋时期法从礼的附属中脱离出来,在思想上与先前的礼的辩争,也只不过是为统治者的统治方式提供另一种选择,即选择何种统治方式才能更好地利于君主的统治和维护社会的秩序。

简介：索绪尔普通语言学课程的第二次讲授始自1908年11月5日（周四）,终于1909年6月24日（周四）,共有十一位学生听讲。主要内容为概说（集中涉及符号学问题＊＊）,语言学内容的内部划分,共时性规律和历时性规律的区分,印欧语言学概要（作为普通语言学的附论添入）。在此选刊的,就是其主体部分,涉及语言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价值、同一性、单位问题,共时态包括横组合段理论和联想理论等问题。文本由日本学习院大学索绪尔文献研究专家小松英辅整理,取两种学生听讲笔记,一是AlbfrtRifdlingfr的,他与EmilfConstbntin相互传抄,较为详尽;一是ChbrlfsPbtois的,较为简洁,各有其价值。

简介：从程序法的角度,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李庄案享有审判管辖权,江北区公安局通过合并管辖对李庄案亦享有了侦查管辖权。但考虑到李庄案特殊的背景,不排除江北区公检法机关为使案件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而人为确定漏罪立案时间以及恶意进行合并管辖的可能。非法证据的调查应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先行进行,公诉人对非法证据调查时间的理解是对司法解释的曲解。庭审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是由立法缺陷造成的。检方撤诉不符合目前司法解释关于撤诉理由的规定。为防止检方随意撤诉,法院在对撤诉理由审查时应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同时应明确撤诉即无罪的法律后果,撤诉后再行起诉的条件应提高为＂有新的重要证据＂,撤诉后无需再作出不起诉决定。

简介：2012年9月25日至26日,第二届＂陇籍法学家论坛＂在甘肃政法学院举行。论坛围绕＂‘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背景下法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以及＂法学家社会责任与地方法治建设＂两个主题展开研讨,并举办了9场学术报告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次论坛上确定了＂陇籍法学家论坛＂的徽标,该论坛今后将步入常态化运作的轨道。

简介：监视居住属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于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剥夺人身自由。监视居住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但必须严格遵守适用的条件和程序。违法采用监视居住措施，可能使监视居住成为变相的羁押措施，并为刑讯逼供的实施提供便利。为此，检察机关应当强化对于监视居住决定与执行的法律监督。

简介：法律的生命在于其有效实施。我国反垄断法制定以后,如何保障其有效实施已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反垄断法的实施包括中央层面的实施,也包括地方层面的实施。然而,不管是在反垄断法的制定中还是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我们对于反垄断法在地方层面的实施关注都很不够。本文以此为焦点,对我国反垄断法地方性实施的必要性问题进行了论证。

简介：我国虽然在《刑法修正案（三）》中增补了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也相应加重了其法定刑，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就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作出规定。在反恐实践中，面临着采取反恐特别措施无法律依据、随意性大、取证难、审讯难等许多法律难题，而我国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却日益突出。因此，我国有必要抓紧对此作出相应的立法规定。

简介：塞尔登和怀特兄弟两位发明人的专利旧案表明,由于专利制度成本的存在,任何专利理论都必须澄清专利制度究竟带来了何种社会收益。以成本/收益的权衡模式为基础,最经典的激励理论和对价理论对专利制度的论说都不符合发明的本质,也难以解释专利法实践。不同专利理论的政策共识是激励创新,但它们均忽视了创新实践及其范式变迁。依创新范式理论,专利制度在发明、发明商业化和技术扩散等创新过程中均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加速技术扩散不仅是社会从专利制度中获得的收益,更是为开放式创新、用户创新和累积性创新范式所必须。技术扩散在本质上是信息的传播,它的载体是专利文献。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该强化专利公开充分性条件,以促进技术创新的扩散。

简介：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

简介：累犯是适用于极少数人的刑罚制度。刑罚施加于罪犯是以其犯罪行为为基础的,但累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且已经按照相关规范予以定罪处罚,除此再无犯罪行为,因而在罪刑法定原则体系里,它是有刑罚而无犯罪行为的唯一个例,是无罪行之刑罚法定。大多数刑罚的给予,都是以刑法分则条款为依据,然后结合总则刑罚章节而确立的,但累犯制度则几乎与分则条文毫无关联,因而它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不相容的。另外,它还与刑法适用一律平等、不溯及既往、禁止重复评价等原则也存在着结构性冲突。现有的规范体系与理论研究都未就这些冲突提供较好的合理化基础,因而一般累犯制度的存在值得反思。

简介：根据犯罪构成要件的内容或者位阶的不同，主张构建不同的犯罪构成论体系，属于结构合理主义的理论观点，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以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为基础构建的事实论体系与价值论体系、存在论体系与规范论体系，割裂事实与价值的内在联系，存在诸多缺陷。以事实与价值一元论为基础构建的一元论评价体系，主张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辩证统一，具有内在合理性：能够避免客观归责与主观认罪；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虽混融但脉络清晰；能够充分说明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的内在联系。犯罪构成要件的位阶不影响行为定性。社会危害性理论在犯罪构成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排除犯罪性事由不构成犯罪是因为没有侵犯犯罪客体。

简介：文章通过分析澳门终审法院的三个行政裁判案例后认为，公、私法二元区分依旧是澳门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法位阶原则连同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原则，与公、私法二元区分没有实质的关联，即这些原则不是建立在公、私法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在宪制性法律的层面上，如果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视为公法，在某种层面上则可能带来与私法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倾向。行政法的基础，即公私法二元区分，与宪制性法律所确立的法位阶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存在张力。

简介：当下立法在旅游者权利救济上存在不足。惩罚性违约金担保债务履行、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决定了旅游合同惩罚性违约金设定的必要性。惩罚性违约金的设定应限于特定情形，以旅游经营者主观上的故意和重大过失为必要条件，并与损害赔偿相脱离。在适用上应体现形式的纯粹性、内容的确定性、变更的限定性和与其他规则的协调性。

简介：在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中,碳金融是一种正在实践中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它能够从碳投融资、碳排放权交易和碳银行贷款等多方面支持生态城市建设。而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的先行先试又为生态城市碳金融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在全国范围内的碳金融立法奠定了基础。鉴于生态城市碳金融地方性立法先行先试所具备的可行性和良好的预期效果,应加快在生态城市试点区制定《碳金融促进条例》、建立生态城市碳银行、进行碳金融衍生产品制度的创新试验等,对生态城市的碳金融地方性立法作大胆尝试。

简介：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作为一种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金融产品逐渐在各国兴起。我国的保障性住房REITs试点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并可能产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分别交易的两种REITs产品。本文拟对保障房REITs的模式选择进行深入分析,并从税收角度对其进行初始构建。

简介：上市公司在突发环境事件时．要依据证券法律的规定发布重大事件的临时报告。然而．我国现行证券法律中的重大事件并没有明确涵盖到突发环境事件，而且以价格敏感性作为衡量突发环境事件重大性的判断标准在实践中常陷入困境。因此，必须考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的特殊性．一方面．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中的概念与分类引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重大性的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强化证监会与环保部关于突发环境事件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合作监管．

简介：侵权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严格限定在产品责任情形,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的问题。根据威慑理论、故意侵权、民刑互动理论以及社会良性发展的现实需求,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中应当扩张为一般适用。在符合传统补偿性赔偿的一般构成要件前提下,惩罚性赔偿还有另外两项特殊要件,即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加重要件以及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上的减轻要件。为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的功效,侵权法中应当建立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并明确其构成要件,以增强该制度的实践操作性。

简介：2010年末,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随后,各基层法院陆续试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然笔者认为,对构建这一程序的各种正当性依据有必要进行重新检视,因为很多论据不仅与简易程序缺乏必然关联,而且忽视了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将简易程序的选择权交给当事人,是预防这种风险的必要途径。

简介：公众参与是行政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公众参与应当是有效的参与，能够发挥参与应有的作用。我国当前虽然在众多领域均确立了公众参与制度，但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而导致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不高。要提高行政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就应从进一步规范公众参与方式、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及公众参与者的权利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