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上世纪30年代至今,我国民族音乐研究已走过了三个阶段80多年历程,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延安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和重庆国立音专“山歌社”为代表的第一阶段、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民族音乐学概论》为代表的第二阶段以及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以“南京会议”为起始标志的第三阶段。从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看,第一、二两个阶段的研究是“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方式”。第三个阶段由于以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高厚永教授为首的一批音乐学者首先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概念,所以可以称之为“民族音乐学的方式”。
简介:自诩“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宫詹书》)的章学诚,虽然近代声名大噪,如日中天,但于考据之学盛行的18世纪却是另外一副面目,他在《文史通义》卷四《知难》篇中描述自己“知难”的境遇时,称“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后来治章氏者并没有深究这段话的丰富内涵和它在章氏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这段话可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在考据风气影响之下,章学诚孤独无助、知音难觅心态的反映,这种不为世人所理解所接受的论述于章氏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在《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说:“辈朋征株,不特甘苦无可告语,